家庭承包制下的农村投资低效率及其自救机制

自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以来,家庭分工模式与季节性农业生产之间的冲突导致农民对机械总动力的过度投资及其低效率。对此,一种可行的自救机制是构筑基于专业化合作组织而非分散农户的新分工体系。但是,通过应用1952年～1956年的合作化数据发现,专业化合作组织的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存在一个最优规模水平。

问题银行自救机制研究

当前以农商行为代表的银行系统所暴露的金融风险业已引起广泛关注,建构并完善我国的问题银行风险处置机制已成为一项急迫的任务。传统救助机制具有增加纳税人负担、滋生银行道德风险等一系列弊端,自救机制就是在反思这些弊端的基础上诞生的。自救工具包括合同型自救债和法定型自救债两种,我国合同型自救债面临一系列制约资本工具类型的法律障碍,欧盟法定型自救债的主要法律争议是公权限制与私权保障失衡问题。基于我国公权限制现状,当前不宜引入法定型自救债,应当通过强化法律衔接的方式,积极拓展资本工具类型。

欧洲新自救机制及其对银行融资的影响

2015至2016年,欧洲新的《银行恢复与处置指引》(BRRD)以及单一处置机制相继生效。根据其中的自救条款,银行在困境中将采用自有资金及合格债务来吸收损失,政府对于银行的隐性担保不复存在。德意志银行研究部在近期报告~①中重点分析了市场对于自救机制的看法,以及银行发行自救工具对银行融资的影响等。

论金融机构自救中债转股的制度设计

自救是次贷危机后国际社会为解决金融机构"大而不倒"问题而推出的一项新的法律举措,是指通过合同约定或法律强制规定,采用债转股或债务减记等方式促使债权人承担损失,以延续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功能的制度安排。借鉴欧美经验,中国在建立债转股自救机制时,应科学设计可转股债务的范围及最低标准、债转股的触发时机及债转股的担保等条件和程序,还应注意把握其与金融机构的"生前遗嘱"制度、提前终止权的暂时中止、央行的流动性支持及跨境操作要求等制度的有效衔接。

欧盟银行单一处置机制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欧盟缺乏统一的银行处置法律制度,银行监管与处置的法规局限在国家层面,无法有效应对跨国银行处置。危机后,欧盟金融改革的重点之一即是推动建立欧盟层面的银行处置机制,以有效规范欧盟成员国银行的恢复与处置。作为本轮改革的成果之一,欧盟银行单一处置机制(SRM)于2016年1月1日起开始正式运行。本文首先分析了SRM的理论与背景、适用对象、组织架构、政策工具、恢复和处置计划,单一处置基金的使用条件及程序等,进而总结了SRM治理结构、融资机制、决策程序等方面的经验及不足。最后,本文提出了我国借鉴SRM的经验完善我国银行处置体系、维护金融稳定的政策建议。

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诉讼制度,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司法适用都需要成熟的法学理论作为支撑,否则便会成为空中楼阁,无法在司法实践中收到实效。目前,学界对行政公益诉讼的内涵研究方面已趋于一致,但对在我国如何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却各执一端。基于此,希望通过对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进行分析,指出其不周全之处,以廓清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我国行政诉讼法上的应有之义。同时,通过对域外法治发达国家行政公益制度之考证,并结合我国法治之现状,针对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之出路进行探讨并提出对策,即在坚持三元启动模式的前提下,相应的设置三种机制来填补三元启动模式的缺陷,希冀对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创设有所裨益。

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启动模式之设计

目前,学术界对行政公益诉讼的内涵研究方面已趋于一致,但对在我国如何启动行政公益诉讼,却众说纷纭。笔者希望通过对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进行分析,指出其在行政公益诉讼上的不周全之处。同时,结合我国法治之现状,对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启动模式之出路进行探讨,希冀对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创设有所裨益。

最后贷款人理论变革及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最后贷款人救助是金融监管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基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前,针对传统理论的救助原则争议不断,但并未取得实质性的理论突破。金融危机以后,最后贷款人理论出现了三个显著的转变:其一,传统最后贷款人理论的争议融入当前的金融市场环境中;其二,最后贷款人理论的关注焦点由单个问题机构转移到对市场的救助,即“最后做市商”职能;其三,危机管理模式不再局限于最后贷款人的“救”与“不救”,针对“如何救”出现了突破,即提出“自救机制”。本文系统梳理并分析了最后贷款人理论的发展变革,以及危机后新的理论突破,并结合我国的金融环境与制度现状,对我国金融监管实践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