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对朱子、阳明“尽心知性”解之批判与重构

朱子与阳明对孟子“尽心知性”诠解之不同,从本质上来说是二者在“诚意”问题上偏外与重内的二元对立。船山从文法和逻辑的角度驳斥了朱子“知性”为先“尽心”为后的工夫次序,将其辨正为“非尽心无以知性”,认为“尽心”是“知性”的前提;同时从为学次序和穷理方式上解构了阳明“尽心即是尽性”的内求方式,将其驳正为自明而诚、内外兼修的穷理工夫,从而使“尽心知性”的实现主体由圣人转变为君子。而船山之所以将“尽心知性”重构为“自明善而诚身”的工夫,其旨在于强调“诚身”之实践,以求重返实学、复归圣学,彰显了强烈的原道精神与时代关切。

学以致圣——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篇解析

程颐的《颜子所好何学论》旨在坚定士人成圣的信念并探索切实可行的成圣途径。为此,他基于自身的为学经历,破除了"圣人生而知之"的偏见,将为学与成圣关联起来。针对人们的善性被不受控制的情感所遮蔽的心性状态,他提出了"性其情"的工夫原则,要求学者自觉善性,并以此来约束情感。在具体方法上,程颐坚持"自明而诚""先知后行"的工夫进路,认为工夫包括知道、信道和行道三个次第相连而又浑然一体的环节,并将颜子视为以此种工夫把握道体的典范。他进而指出,颜子与圣人相比只差一个熟化的阶段,因而前者最终成圣只是时间问题。这说明"学以致圣"是完全可能的,学者要做的就是端正为学动机,自觉拒斥俗学。程颐此论所针对的是北宋中期士人追求科举仕进,好为"巧文丽辞"的时代风潮,它确立了宋明理学的修养目标,并勾勒出理学工夫论的基本走向,在理学史上具有奠基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