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迁撤并类村庄“三治结合”秩序现状与重构——以湘西小溪片区为例

资源供给的缺失导致我国搬迁撤并类村庄处于"被遗忘的角落",一方面,村庄自发型秩序在搬迁撤并过程中产生深层的裂变、震荡和瓦解;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建构型秩序未能完全渗透到搬迁撤并类村庄,搬迁撤并类村庄秩序处于传统与现代两难状态。"三治结合"是我国乡村治理新体制,也是我国特色法治乡村的存在形态,以"三治结合"对我国搬迁撤并类村庄进行秩序重构,采取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村庄力量、社会力量和国家力量有机对接,共同构建了搬迁撤并类村庄的社会新秩序。

“三治”视角下福建农村涉黑涉恶犯罪治理研究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福建农村涉黑涉恶犯罪存在黑恶势力渗透进部分农村基层政权、以谋取经济利益为最终目的、以软暴力甚至公司化运作为主要犯罪手段、违法犯罪人员受教育程度低、地缘和亲缘关系明显等特点。从“三治”视角看,乡村自治运行机制不完善为黑恶势力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乡村法治薄弱为黑恶势力蔓延提供了空间,传统乡村德治式微而黑恶犯罪亚文化猖獗,为农村黑恶势力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土壤。遏制农村涉黑涉恶势力,应加强党和政府对乡村自治的监管,建立务实管用的监督机制;建设乡村法治,强化农村社会面控制;挖掘乡村德治内涵,倡导乡风文明,弘扬社会道德新风尚。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三治结合”及其宪法逻辑

乡村治理体系包含自治、法治和德治三个系统,乡村“三治”各系统分具不同的内涵,也有着互补性。《宪法》是沟通“三治”各系统的桥梁,促使“三治”各系统形成一个整体,同时通过《宪法》这一制度性媒介,转换“三治”彼此的价值,防止它们相互激扰,进而促进“三治结合”的整体效能。在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要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从而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向现代化转型。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与实现形式——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下“产权—治权”范式的分析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基于乡村振兴的多维复合要求,从“产权--治权”的分析范式出发,在对乡村治理的现实基础、历史演变和案例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新时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客观上处于国家建构释放空间、市场发育提供导向及社会生长提供土壤的过程中,当前面对着乡村社会人才外流、资金短缺、产业效益低下等紧约束条件,低成本、高稳定性的“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体现在:需要构建具有产权可激励的治理主体、全要素股份合作的有机结构和政府、市场、社区三个面向的运行机制。以此有效把握“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主要特征及其运动规律,探索适应各地实际情况的具体实现形式。

道德银行:乡村治理新模式的探索及实践--基于四川省詹井村的案例

道德银行嵌入乡村治理能契合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公共性和规范性,促成治理走向有效,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内在要求和价值意涵。道德银行的探索,开启了乡村治理的自治新格局,开放了乡村治理的法治新领域,开拓了乡村治理德治新体例。同时,道德银行参与乡村治理还面临着价值性壁垒、技术性阻力和结构性掣肘等挑战。为此,应从观念上厘清公共私、强化价值观,技术上构建利益表达、调整利益整合、增设利益反馈机制,结构上取得社会、行政和政治合法化,从而构建乡村治理新模式,实现乡村治理走向治理有效。

驻村工作队在创新“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与对策研究

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已逐渐成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作为一项旨在密切联系群众、融入群众、服务群众的举措,派遣驻村工作队扎根基层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已经在各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果。通过研究驻村工作队在促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试图为践行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开辟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