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经济利益与村民自治参与——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村民对村庄自治参与度的下降成为近年来自治制度面临的一个困境。基于经济利益是自治参与基本动力的理论假设,使用北京大学"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征地带来的外生经济利益变动对村民自治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庄发生征地显著提高了村民在村委会选举中投票的概率,征地带来的经济利益越大,村民的参与度越高。经济利益在现阶段仍然是村民参与村庄自治的重要推动力量,征地带来的外生经济利益固然可以提升村民参与村庄自治的积极性,但持久的经济激励只能植根于关系农民和农户利益的村庄产业经济的发展及其收益分享。

农民的腐败容忍度与其对村民自治参与的影响——基于两省六市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浙江、山东两省六市调研的一手数据,运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并采取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目前农民的腐败容忍度与村民自治参与的关系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对腐败的基本认知、对于腐败行为的容忍度与村民自治参与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农民采取反腐行为的容忍度与抗议型参与、公共型参与成正相关,与体制型参与成负相关。

经济机会、公共服务与村民自治参与--来自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的证据

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考察村委会投票行为背后的个体工具理性逻辑。研究发现,村庄所提供的经济机会与公共服务越多,且村民生活际遇对这些资源的依存度越高,则村委会选举参与率越高。异质性效应模型的结果进一步显示,村庄经济机会和公共服务所带来的投票参与激励效应,会随着村民与村委会利益关联度的上升而显著提高。要改善农村基层自治的群众基础,还需大力发展乡村本土产业经济,并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制度刚性下的村民自治参与:社会资本与政治效能感的作用

本文关注制度刚性下的村民自治参与。基于多省农村村民自治参与的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对村民自治参与影响的独特效应和差别效应,并检验了政治效能感在社会资本与村民自治参与间的中介效应。发现了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与村民自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模式具有"相对专门化"的特点,政治效能感在社会资本与村民自治参与之间的中介效应,初步揭示了在制度刚性情况下社会资本和政治效能感对村民自治参与作用的具体过程和机制。

我国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问题分析

村民自治作为我国基层民主的重要内容,其发展水平代表了我国社会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占农村人口半数的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无论是对促进农村妇女自身发展,提高女性社会地位,还是推进社会文明进步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通过对我国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力求找到解决我国农村妇女有效参与村民自治的途径。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参与模式的法律机理及实践路径——兼评田兴洪教授新著《社区矫正中的社区参与模式研究》

社区矫正中的社区参与模式由本体结构、行动过程及环境嵌入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本体结构是对参与模式本身内涵外延及结构特征的描述,属于内部、静态层面;行动过程是对参与模式运行机理、运行程序、运行平台及运行方法等功能发挥和作用彰显过程的揭示,属于过程、动态层面;环境嵌入则是对参与模式正常运行所需社会环境和保障条件的刻画,属于外部、互动层面。我国社区矫正中的参与模式的优化思路在于构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参与模式以取代现行"2+N"参与模式。

试论完善当今我国妇女参与基层民主自治的四个维度

本文从完善当代女性参与基层民主自治的政府支持系统、建立多层次、多维度的女性参与基层民主自治的体系、完善当代女性参与基层民主自治的社会支持系统及完善当代女性参与基层民主自治的自我支持系统等四大方面论述完善当今妇女参与基层民主自治的四个维度,以期对妇女更好地参与基层民主自治并有效发挥作用,提供参考和启示。

“一站式”学生社区学生参与自治管理的思政育人模式探究——以山西中医药大学为例

近年来,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使高校传统的班级建制管理方式受到一定挑战,学生社区日渐成为学生交流互动最频繁和稳定的场所,成为课堂之外的重要思政教育阵地。文章结合山西中医药大学“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现状,紧紧围绕学生深度参与社区自治问题的主线,分析研究相关问题和实施路径,以解决社区内学生实际问题为核心,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工作机制,形成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思政育人机制,探索新时代“一站式”学生社区学生参与自治管理的思政育人新模式。

走向社区治理

当代中国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动,是由原先行政一体化的结构向着政府(公域)、市场(私域)和社会(第三域)并存的结构体系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基层社区的重要性不断突显出来。上海社区建设的实践模式已经展现出同时并存的四个工作系统:党的群众工作系统、城市基层行政管理系统、社会生活服务系统和社区居民自治系统。在这个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既有政府“行政化主导”和“行政性推动”的作用,也有“社会化发育”和“社区化参与”的作用。自上而下的行政建设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建设始终同时在推进,是上海社区建设整体进程中的两大结构性力量。但二者并非构成相互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只有当其中的一个结构性力量试图排挤甚至取消另一个结构性力量的时候,二者才会表现为一对矛盾。因此,应该引入“社会治理”理念,在城市基层社区构建一个以具体的公共事务为治理内容、政府行政组织和各种群众自治组织之间有效合作、和现代化城市管理相适应的社区治理格局。

回顾抗疫实践向度的高校宿区应急管理

从上海高校宿区战疫的实践向度出发,探讨疫情防控背景下的高校应急管理模式和防疫路径,即实行校(片)区划分,网格化管理,组建以“抗疫领导小组”为主心骨,楼长驻楼直面宿区抗疫主战场,工作专班外围协同的疫情防控应急管理思路。从宿区管理的实践向度,阐述学生参与型治理的“宿区自治”模式,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精准服务体系。完成了疫情高发时期的防控目标任务。

社会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居民的形式参与:逻辑、困境及其出路

从社会治理视域看,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深受政府影响。城市社区居民的形式参与的逻辑及其困境表明,形式参与实质是一种社会动员或行政动员。作为动员型的中国政府,在行政力量动员下的传统意义上的形式参与在逐渐式微。基于参与的成效和中国体制的特色,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理想图景在于走向政府引导下的准自治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