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授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定位——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为例

2023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4条第3款赋予了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法律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权力。与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依“授权决定”立法不同,这是以“法条授权”的形式,赋予了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较高的立法自由。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的来源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被法律授权的主体,其法规制定权限不能逾越宪法、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不能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其法规制定权的定位,不能绝对化地等同某一特定法律、地方性法规,也不能片面地认为介于法律、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之间。其性质是地方性立法、授权立法、变通立法,并根据其变通情况动态变化,是复合型的法律位阶。当对法律保留事项进行变通时,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与变通的法律、法规处于同一位阶。

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种类的困境及出路

行政强制措施是重要的行政手段,现行法上规定地方性法规仅可以设定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并不合理。这种做法不仅不符合比例原则,而且也导致地方立法没有抓手,影响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实施。扩张地方性法规的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设定权具有正当性,违背控权论、破坏法制统一、违反法律保留原则等质疑均无法构成反对地方性法规立法权扩张的决定性理由。从强制对象和强制程度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地方性法规不得针对公民人身权和法律保留的财产权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对于其他财产权,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破坏或者消灭公民财产以及直接导致财产所有权转移的行政强制措施,但是可以设定完全限制或者部分限制公民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行政强制措施。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种类应当受到立法事项、比例原则、立法程序和事后监督等方面的限制。

论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与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合理配置与规范运用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享有自治立法权和地方性法规制定权,从五个自治区自设立以来、三十个自治州自我国《立法法》修改五年以来的立法权行使状况看,自治地方立法机关总体上偏好于地方性法规制定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自治立法的萎缩。在影响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选择的诸多因素中,对这两种立法权权限界分的认识不足是一个重要因素。行使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的主体是人民代表大会,自治立法权的客体是自治地方少数民族的“本民族内部事务”和本地的公共事务,在该立法权限上可以实施变通。虽然自治立法权在主体、客体和权限上与地方性法规制定权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但两者属于不同性质的立法权,从理论上和实际操作中都可以将这两种立法权的主体、客体和权限三个要素结合起来,对其进行明确区分、合理配置和规范运用。

全国首都数字贸易领域的地方性法规--《杭州市数字贸易促进条例》

2024年1月,杭州市人大会议通过《杭州市数字贸易促进条例》,这是全国首部数字贸易领域的地方性法规,在国内创下多个首次,包括首次明确数字贸易的法定概念、范围和业态模式:首次明确地方立法机关可以推动制定和实施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首次明确政府各部门在促进数字贸易发展中的职责,为通过地方立法促进数字贸易发展提供了杭州方案。

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行政处罚权力的规范行使

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12条赋予了地方性法规对于行政处罚的补充设定权。然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明以至于地方性法规没有合理行使好这一法定设定权。其实,地方性法规在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种类时应当以处罚类型与事项的限定为前提,仅能设定申诫罚、财产罚、行为罚,不能设定人身罚和资格罚,同时仅对央地共同立法事项和地方专属立法事项设定处罚,并以惩戒性为判断标准,贯彻过罚相当原则。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行政处罚幅度则需在类型化处罚的内部构设框架,综合考量地方立法的不抵触、有特色和可操作等依据,遵守法律位阶,注重地方实际诉求,把握幅度设定的裁量空间。

关于我国地方性法规对行政处罚补充设定权的思考

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3款首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了地方性法规在补充设定行政处罚方面的权力。这一规定不仅有助于厘清行政处罚领域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之间的关系结构,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地方的治理水平。但同时该条款也存在一些问题,集中争议点在于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的违法行为的范围大小以及行政处罚的种类范围,学界对于这些问题众说纷纭,观点不一,因此十分有必要对现有法律文本规范进行梳理,结合各地方立法实践,进一步明确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权力范围与边界。

论地方性法规与地方行政规章的制定权限

关于地方性法规与地方行政规章的含义以及两者各自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笔者已有论述（详见本刊90年第4期）。本文只就地方性法规与地方行政规章的制定权限以及各自的调整范围划分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这一问题不仅是立法理论和立法实践中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而且它直接影响到地方性法规和地方行政规章的制定和贯彻实旅。

构建科学的立法提案权配置机制——基于对省级地方性法规立法程序的分析

立法提案权的配置属于立法提案制度中的核心机制。我国各地地方立法程序中的提案制度存在一些普遍缺陷。就机关和机构的立法提案权而言,各地本该做出相同规定,但却存在重大差别。就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以联名方式提出法规案的提案权而言,各地本该根据实际做不同规定,但却又不约而同地做出相同规定。在遵循一般性原则的基础上,立法提案权的配置机制应该实行合法合理的宽进原则,扩大地方性法规立法提案的来源范围,鼓励并允许各类机构、组织和代表尽可能多提法规案。在法规案的审议和表决阶段应该确保合法合理的严出原则,要保证所立之法质量优良。

论地方性法规的行政许可设定权——对《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解读及其他

围绕对《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不同理解,出现了对地方性法规的行政许可设定权宽严不等的两种解读。严格论者主张缩小地方设定权,而宽泛论者则认为应当作适度的扩大。两种解读都面临一些诘难。一种可能的策略是适度宽泛地理解地方性法规的行政许可设定权,并以“不抵触”原则和《行政许可法》有关条款精神予以必要的约束。

论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补充设定权

扩大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设定权是行政处罚法修改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设定行政处罚本质上是立法活动,因此扩大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设定权,不仅要考虑地方治理实践的需求,更要符合立法权配置的基本原则。《行政处罚法(2021)》因应行政处罚实践的需要,在适度增加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的行政处罚种类的同时,通过明确地方性法规在上位法对违法行为未规定行政处罚情况下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一定程度地扩大了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处罚的范围。补充设定权条款的确定,在丰富《立法法》第73条规定的地方立法类型的同时,也意味着其所设定的行政处罚要受制于上位法对违法行为的规定,处于从属地位,既要遵循“不抵触”原则的实体限制,也要保持必要的克制,还要受到严格的程序约束。

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规定权的法治限定

行政处罚作为政府规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手段,应当发挥其应有的规制功能。然而,当前强调依法从严的政策导向,容易造成地方立法权限的过度扩张,某些地方性法规经由取消或者提高行政处罚下限等方式,将法律、行政法规赋予其具体细化的法定授权予以虚置化处理,很大程度上悖离了法律位阶原则和国家法制统一的整体要求。据此,在我国现行规范框架内有必要论证重述地方性法规作为一种执行性立法的权限范围,并且结合立法原则和立法技术细致地考察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规定权的行使边界。坚持依法立法原则这一相对保守的规范法学思路,亦不失为一种系统且审慎的法治思维。

地方性法规设定查封、扣押中“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解释——领域、具体事项抑或行为

如何理解我国《行政强制法》第10条第3款所规定的"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是地方性法规能否设定查封、扣押的重要前提之一。不同于权威机关对我国《行政许可法》第15条第1款中"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解释指向整体领域。通过历史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等方法,应当认为我国《行政强制法》中的"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系指向具体事项,但具体事项只有进一步具体化为行为,才会为准确判断"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提供切实可行的标准。将"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指向行为,并不会导致地方性法规设定查封、扣押权的滥用。

关于河流保护地方性法规制定的思考

通过梳理中国当前施行的河流保护地方性法规制定情况,结合中国地方法规制定流程,总结了河流保护地方性法规起草的一般过程,并分析了已有法规条例主要涉及的内容领域。基于当前施行的河流保护地方性法规,讨论了当前中国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河流保护地方性法规制定所涉及的"原则、拟实行的主要制度、河流生态保护、河道管理与保护、水资源管理与调度、水污染防治"等方面的关键要素,并提出了加强河流型水库的保护条款设定的建议。

实施“生态立州”战略的法制保障——甘肃省第一部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公布实施。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甘肃省第一部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甘肃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十四次会议通过,于2013年10月30日公布。标志着甘南州生态环境保护步入了法制化、规范化新阶段。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研究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是一种地方立法权、授权立法权,其具有制定主体和立法范围上的限定性、立法内容上的变通性和创制性,其价值在于开放与发展。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的运行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4·13”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以《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为基本遵循。要处理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的行使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关系,处理好创制与变通的关系。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的行使过程中,应当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公众参与、专家论证、会议表决的立法体制机制;统筹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过渡期的立法权行使;与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备案机关和批准机关建立充分有效的沟通机制。

广东省房地产市场的制度缺陷及其完善——以物权法理论解读广东省相关地方性法规

由于我国物权法研究总体水平的落后 ,也由于缺乏正确的物权法理论的支撑 ,广东省房地产地方立法中存在一定的制度缺陷 ,有的法规甚至违反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本文从物权法理论角度解读了广东省地方性法规中存在的主要制度缺陷 ,以期对广东省房地产地方立法予以理论匡正。

市级地方党委党内法规制定权问题探析:赋权依据、风险防控和路径选择

赋予市级地方党委党内法规制定权,一方面可以解决当前市级地方党建制度供给不足、市级地方法治进程推进不畅以及当前党内法规体系不够完善等问题,因而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它与中央党内立规权下放的精神一致、与党和国家立规权主体扩容的实践逻辑相吻合,因而还具有充分的可行性。赋予市级地方党委立规权,必须对赋权后可能出现的中央权威和党内法规的统一性受损、低层级的党内法规质量难以保证的风险进行预判,并通过严格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有关的立规规范、加强对市级立规机关立规过程中的技术支持和备案审核来进行严密的防控。在赋予市级地方党委党内法规制定权路径上,应该以循序赋权来解决立规主体问题、以有限赋权来解决立规权限问题、以授权赋权来解决立规权的获取问题。

图书馆地方性法规之读者知情权相关内容研究

对9个图书馆地方性法规进行分析,提出了只有5部地方性法规有读者知情权的观点,并对地方性法规中的读者知情权规定进行了综述。根据这些综述,总结了地方性法规中有关读者知情权规定的贡献和不足,提出了今后图书馆立法中读者知情权规定的建议。

试论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体会与存在的问题

制定地方性法规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地方立法的重要形式，也是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届省人大常委会和省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卫生法制建设，在省人大常委会的正确指导下，在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从1982年以来，省卫生厅把卫生立法工作摆到了重要的位置，由省卫生厅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