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现代转型的苏州相城实践(三篇)——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权威秩序到自治秩序

从权威秩序到自治秩序,是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方向。权威秩序建立在权威与服从关系上,发挥整合功能的是政治权力和政府权力,治理方式或有不同,比如从过去的全能主义治理模式转变为今天的权威主义治理模式,这个转变是适应基层经济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条件的变化而发生的转变,比如社会组织结构形式的变化、社会联系方式的变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但至今基层社会的权威秩序结构并没有发生改变。实现基层社会治理转型,以公共规则和社会规则型构自治秩序,涉及两方面议题：一是基层社会自治是利益组织化和社会治理秩序形成的必要条件;一是基层社会自治秩序的建构需要具备的社会制度条件。

论基层社会自治

当前的基层治理结构,有自治空间,但没有自治权,是单中心(集权)权威秩序,不是多中心(分权)自治秩序。基层社会自治的建构,一是自治权的法律保障,即明确社会自治权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不同层次的自治体之间的权利内涵和边界。二是政府、社会、市场等领域的多中心公共治理主体的形构。三是重构主体社会。祛除社会对国家的依附性,自治原则才可能建立起来。从基层总体治理上看,建构基层社会治理的自治权力结构体系,具有社会利益组织化和社会秩序维系的制度创新意义。

社会治理视角下网络社会秩序生成机制探究

秩序是人类延续、社会进化的基础。伴随网络社会的崛起,网络社会秩序的供给成为重要的研究命题。为探究网络社会秩序生成机制,论文首先阐明了社会秩序生成的传统分歧,指出以主体多元、协调互动为理念的治理理论成为研究社会秩序生成的新范式,治理与网络社会运行十分契合,从历时态看网络社会秩序的生成经历了一个从网民内生自治秩序、业界技术规范秩序到政府管制秩序的分层演化过程,就共时态而言这几种秩序同时并存、彼此耦合,共同构成了网络整体秩序;基于这一分析框架,论文深入分析了网络社会秩序生成的自组织机制、演化机制、管制机制和治理均衡机制,提出网络社会秩序的生成在于网民内部共识的达成、业界经济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双重发挥、基于国情的自治与管制之间政府定位的恰如其分选择,以及多元治理主体间按照协商民主原则展开的持续耦合互动;论文最后提出网络社会是由网民、互联网企业、政府等行为主体耦合成的复杂大系统,协同治理是复杂系统管理集成方法,网络社会的协同治理策略就是建构起主体多元,手段多样,机制自律、他律和互律相耦合的系统管理体系。

智能合约的合同法分析

当前,区块链技术发展如火如荼,底层区块链的技术特征深刻影响着智能合约的技术特征,随之带来了新的民法问题。结合智能合约订立合同的技术障碍和我国监管层面的具体情况,为了有效保障当事人的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需要对智能合约的自治秩序进行适当突破:智能合约可以成为订立合同的方式和承载合同内容的形式;除非当事人明示该合约没有法律约束力,否则采用智能合约并不代表当事人没有创设合同法律关系的意愿而排除合同法的适用。同时,区块链网络节点对于区块链网络和智能合约的运行存在着事实上的管控和维护关系,而且节点对合约的正常运行较他人应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

迈向“混合法”规制结构:新公共治理范式下高等教育系统的变革趋势——基于美国、英国、新加坡三国的分析

随着新公共管理的弊端日益凸显,世界各国开始基于新公共治理范式重新审视其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从新公共治理范式下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变革来看,以美国、英国、新加坡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根植于多元主义、大学自治与社会参与的传统,注重发挥社会集体规制和大学自我规制对国家规制的制约作用,通过健全大学章程和行业规范保障大学自治,从而有效地规避了新公共管理过度强调"竞争、效率、绩效和问责"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借鉴国际经验,应通过国家法律秩序的"框架立法""分类设计"与"地方创新"培育大学自治秩序和行业规范的生长,建构起国家法律秩序与大学自治秩序、外部规制与内部规制之间理性界分和良性互动的"混合法"规制结构。

ISDS机制在欧盟的困境及使用当地救济的回归

《里斯本条约》的生效使欧盟在直接投资领域取得专属权能,并在国际投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受到投资仲裁正当性危机以及投资仲裁对欧盟公共政策、法律秩序造成的负面影响下,欧盟一方面在新订立的投资协定中加快对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的改革,另一方面也鼓励外国投资者通过使用"当地救济"来解决投资争议以减少负面影响。而欧洲法院和成员国法院可能赋予国际投资协定以直接效力,这将进一步提高投资者使用当地救济的积极性。

“枫桥经验”的回溯、重读与再兴

“枫桥经验”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体现了基层组织自治的智慧。“枫桥经验”通过平安共建、干群共治、利益共享三种路径实现了基层社会秩序自治,形成了“三共联动”的新时代经验。“枫桥经验”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本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进路在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要义下具有一致性。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创新“枫桥经验”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需要。我们要深刻认知各地在仿效“枫桥经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主动强化“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的融合,在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视野中重读“枫桥经验”,从而深化法治与自治之间共治格局的意识,推进基层社会秩序自治沿着法治化道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