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与郭象的自然与名教观比较

王弼与郭象的自然与名教观是迥异的,王弼借助老子的自然观,构造了"无"本论,先是提出"崇本息末",而后又提出"崇本举末",以此希冀名教归于正常。郭象借鉴庄子的思想,提出了"独化"论,力图通过具有普遍规定性的"独化"论使名教秩序正常化。王弼的理论导致了"自然"与名教的"两离"。郭象鉴于王弼"自然"与名教的"两离"状态的弊端,提出了"独化"论,使"自然"成为名教的本质属性,完成了"自然"与名教"一体化"理论构建。二人对"自然"与名教的关系的处理决定了二人名教观的差别,即王弼的名教观是"被动式地"发展,而郭象的名教观是"主动式地"发展。较之王弼,郭象对名教问题的化解越发地具有了现实感,而这种现实感体现了魏晋乱世的岌岌可危。

论王弼自然与名教之辨的基本义蕴及理路

论王弼自然与名教之辨的基本义蕴及理路高晨阳魏晋玄学的主题是自然与名教之辨。王弼在其老学中所进行的其本工作，就是依据他所发明的崇本息末观念，沿着以无摄有的理路，通过创造性地诠释《老子》，打通自然和名教的关系，实现儒道两家思想的综合。具体地说，王弼的基本...

陶渊明“新自然说”平议

陈寅恪提出陶渊明的思想是一种“新自然说”,将陶渊明当作中古时代的一个“大思想家”,或以为这是“孤明先发”之新见,而朱光潜等人对此并不认同。其实,陈氏此说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及其个人因素,关注的是现实关怀。从玄学和魏晋思想的发展来说,陶渊明的“新自然说”固然与阮籍、嵇康的“旧自然说”有所区别,也不同于郭象的“独化”思想,就理论的创新与思辨的深度而言,并无什么新的发展和大的创获,只是在传统的形神之争的基础稍微前进了一步,把阮籍与嵇康所欲达到的精神境界生活化、实践化了,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陈寅恪之论在学术上可以自圆其说,在现实中也别有他义。

再论魏晋玄学与儒道会通

近代的魏晋玄学诠释,经常将玄学的发生放在魏晋时代思潮之寻求儒道会通上来理解。可是这样的理解模式真是恰当吗?本文试图探问在汉末时期是否真存在某种会通儒道的事实,特别是道家在汉朝是个没落的家派,从先秦到两汉对道家的诠释也是极为有分歧的,如果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道家概念,何来的儒道会通呢?本文从几个观点出发,包括三玄出现的时代,以及其中的断裂现象出发,看到了老子讨论之所以出现,未必是以寻求与儒家分庭抗礼为目标,来建立道家的地位,王弼的援老入易,如果当成一个方法论原则,恐怕也是个没有根据的判断。王弼的讨论老子,恐怕只是引老子来作为他阐述其易学观点的凭借。至于庄子讨论的出现,更是和学术的脉络未必相关。通过这些相关讨论,我认为其实以儒道会通作为魏晋玄学的基本问题意识,乃是一个美丽的误会,理解玄学的发生显然还需要有另外的脉络。

刍议王弼的言意之辨及其贵无论的建立

汉魏之际由于社会人事的需要,形名学得以发展。王弼依托这一理论为基础,对言意之辨进行了新的探讨,并依此援道入儒,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诠释,从而建立起以无为本的贵无理论,为当时已被士人所广泛认可的圣人人格的指向、君主材质的规定以及政治生活中自然与名教的关系等现实问题,在本体论的高度上提供了一种理论的支撑,亦并开启了魏晋玄学发展的新篇章。

论魏晋玄学派系之别与阶段之分

本文首先以袁宏《名士传》之说为线索 ,把玄学分为正始、竹林、元康三个阶段 ,并指出正始玄学以老学为主 ,属老学系 ;后面两个阶段皆以庄学为主 ,属庄学系。复从学理的角度对这一观点加以进一步的伸述 ,指出正始玄学沿着以体摄用的理路 ,竹林玄学和元康玄学沿着以用显体的理路 ,从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自然与名教的关系 ,使时代所关注的中心课题获得了圆满的解决。东晋时期玄谈虽依然很盛 ,但于玄理没有根本的创新 ,故不可视作一个独立的阶段。

重审裴頠与贵无论之关系

裴頠对贵无论有着双重态度,一方面为对治西晋元康时期偏执空无的贵无论,他提出了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的崇有论体系,但受限于对治情境,这个体系依然存在层次缺失,并因此制约了其理论的深入;另一方面在追求整全真理的意义上,他实质又肯定一种"真正"的贵无论,认为它通于融贯有无的最高哲学。就其批判的现实指向看,裴頠的崇有论旨在针对当时的贵无论,而无意针对王弼贵无论乃至整个魏晋前期的贵无论思潮。进一步就学理看,裴頠的崇有论其实也无法对王弼贵无论乃至后来有所偏执的阮籍贵无论构成真正有效的批判。所以无论从事实或学理角度,崇有论都不适合被整合进魏晋玄学"有无之辩"或"自然与名教之辩"的逻辑闭环之中。如若淡化对思想史特定发展逻辑的强调,崇有论的思想意义或能得到更好揭示。

人生的“三大困境”及其解决方式——嵇康思想解读

嵇康思想充满着矛盾,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时代的风貌。他认为,人生要解决"三大困境":一是"情礼困境",解决方式是人应该"从欲",但不应"嗜欲";二是"自然与名教的困境",即社会规范与人的自由之间矛盾的体现,应按"摈弃智慧、显情无措"的方式来解决这一困境;三是"生死困境",解决方式是从容面对,慨然赴死。

魏晋玄学道论的人道自然观

魏晋玄学反映着时代社会文化的哲学诉求,将其关于人的心性本体与宇宙本体同一的认识作为构建其宇宙本体论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处理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中形成了自己的人道自然观,使中国古代道论达到了新的哲学高度。

论谢灵运隐逸行为与思想———以《山居赋》为中心

《宋书》本传对谢灵运仕与隐的经历有比较完整的叙述,但带有政治上的偏见,其中“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一句,实是揭示了谢灵运永嘉山水诗希隐怀归的重要主题.这种隐归情绪存在于谢灵运整个仕宦过程,在他的乐府诗、山水诗、赠诗中都有表现.《山居赋》的写作动机,在于向朝野士庶解释隐逸行为,并且建构一种以自然思想为基础、顺从性情为宗旨的门阀士族新的隐逸思想.同时,谢灵运还有意识地标榜存在于会稽郡中的新旧两种隐逸传统.谢氏上述行为与思想,在中国古代隐逸行为与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论魏晋六朝玄谈中的易学

《易》之占卜显露入世的变革意识,《易传》更是提高了道德礼制的神圣性,故而和老庄思想相悖。至少从孔子起,《易》为六经之首,易学成为儒家根本之学。王弼进一步将儒家义理充实在《易》注中,为历来公认。魏晋六朝《易》被列入"三玄"之中,促成了清谈的热烈,从而将"自然"和"名教"搭接起来,构成了儒学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