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地景观治理的实践模式:以长沟泉水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景观治理是自然保护地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自然保护地景观治理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治理,引入列斐伏尔“三元空间理论”。以长沟泉水国家湿地公园局部景观为案例,探讨了保护地景观治理与景观空间相互关联的影响机理,并提出了设计介入景观治理的4种实践模式。总结实践得出,设计是实现保护地景观治理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的一种行为手段和价值方式,虽非自然保护地治理体系的根本,但却能以自身优势,调节政策制定、规划设计、体制管理与监测评估等多方矛盾偏差。

基于IAD模型的自然保护地社区治理的居民参与意愿研究——以普者黑仙人洞村为例

基于奥斯特罗姆的IAD模型,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普者黑仙人洞村居民参与自然保护地社区治理的意愿程度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寻社群属性、资源禀赋、行动者及行动情境等对居民参与治理的意愿影响。结果表明:居民受教育程度、民族、居民身份和家庭年收入等因素对参与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对制度环境、治理行动和治理目的满意程度与实行意愿是导致行为主体选择差异的主要因素;彝族撒尼人传统文化在培养原居住居民形成顺应及保护自然思想意识的同时,参与意愿选择还受收益获取诉求的影响。社区治理应兼顾保护地社区居民的意愿选择与利益诉求,建立健全利益共享及相应分配机制,积极探寻因地制宜的治理方式与制度体系,寻求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自然保护地社区治理模式。

我国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功能实施路径研究

自然保护地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进行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体现。我国的自然保护地既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保护的关键区域,又是开展科学研究、实施环境教育、传承生态文化、发展生态旅游的重要基地。如何在科学合理保护自然保护地的前提下,在自然保护地内划定适当区域有效实施环境教育成为应当关注的重要议题。

自然保护地综合行政执法的实践样态、困境与优化路径

统筹配置自然保护地执法职能和执法资源,推进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是促进自然保护地治理体系和治理效能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通过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发现,自然保护地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在体制、机制和制度等方面呈现不同的实践样态,并逐步向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一体化保护系统治理和构建最严法治保障体系转型。但是,自然保护地内多元主体的利益博弈和协作不畅加剧自然保护地综合行政执法的复杂性和困难性,需重视和破解重立法轻执法、重管理轻治理、重权力行使轻权力监督的“三重三轻”治理困境。为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需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元共治原则为指引,依法授予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一定的执法权,规范自然保护地综合行政执法与司法协同合作并向全过程执法延拓,通过多元执法方式和智能化治理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治理转型与法治优化。

自然保护地体系、国家公园、风景名胜区规划编制技术与整合优化方法——基于政策指引下的国土景观治理

文章论述自然保护地体系及其规划的内涵与外延,梳理保护地体系建立的历程和原因,同时探讨国家公园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从“代表”上升为“主体”的地位强化过程。国家公园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发挥关键的示范和引领作用。然而,当风景名胜区被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风景名胜区不应认定为升级国家公园前的不稳定发展,而应与国家公园分工承担不同保护功能的不同自然保护地类型,建议研究如何设立不转为国家公园的“永久风景名胜区”。此外,风景名胜区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在用地分类、管理重点和规划目标等方面存在协调和融合问题。鉴于此,文章提出作为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规划,应与“五级三类”规划体系相衔接,从国土空间规划传导的政策指引和系统协调、管制各类土地资源用途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分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专项规划的传导体系框架,以及各类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等问题。另外,文章澄清了自然保护地体系内部的层级传导关系,包括自然保护地体系(第一层级)、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和各类自然公园(第二层级)、风景名胜区等(第三层级),探索国土景观的空间治理新路径。

基于生态系统完整性的自然保护地边界划定方法--以欧美地区的实践为例

科学划定自然保护地的边界关系到保护目标的实现和管理措施的制定,是自然保护地规划和建设的首要环节。该文以欧美地区的实践案例为例,介绍了基于生态系统完整性的自然保护地边界划定方法。首先对现有自然保护地边界划定方法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介绍了面向实施的景观单元(Operational Landscape Units)的概念和划定流程;其次梳理了韦斯特布鲁克圩田保护边界划定和旧金山湾海岸带保护边界划定的案例;最后为我国自然保护地的边界划定提出建议。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溯源与制度回应--以自然保护地法制为例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制化是生态文明法制建设的重要方面。随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超越解释论的牵绊,其对环境法基本价值理念的遵循、对可持续发展观念的践行以及对整体政府理论的运用,构成了一个自洽的理论框架。规则创制是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前提。政策与立法的互动、区域立法的协调以及规则体系的内洽,是生态环境协调治理规则创制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求集中体现在自然保护地法制领域。为此,应加强系统性风险防范,重视过程管理,并确保保障机制与评价机制的顺畅运行。这既是协同治理实践的内在需求,也是呼应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制理念的必然结论,并在自然保护地法制完善中凸显其重要性。

自然保护地公益治理机制研析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探索自然保护地"公益治理"保护方式。"公益治理"在我国政策体系中首次出现,从体系定位上看,"公益治理"被定位为一种补足政府治理功能的新型治理机制;从概念溯源上看,"公益治理"是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指南中直接移植的"舶来品","公益治理"机制的内涵与构成亟待研析。IUCN规则体系中的"公益治理"机制指称私人主体自愿将其所有或控制的土地设置为"私有自然保护地"并负责管理,这一机制属性决定,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我国适用"公益治理"机制,存在内生桎梏。同时,土地用益物权的物权效力、权能的丰富性又使得"公益治理"机制在我国具有一定的适用空间。研究基本结论为:需从构成要素与机制构造这两个维度辨析与探索自然保护地"公益治理"机制。自然保护地"公益治理"的构成要素包括:私人主体应享有自然保护地治理的决策自主权、自然保护地治理有赖于市场导向原则下多元主体间的协商性规范、政府对"私人自然保护地"的确认程序。自然保护地"公益治理"机制的中国化包括三个层次:(1)通过具体制度设计,为私人主体自愿遵从自然保护地管理目标提供制度空间,贯彻私人主体自愿遵从自然保护地管理目标的机制理念;(2)构建平等协商的程序制度,激励私人主体自愿通过限定权利和约束行为等方式保护与管理自然保护地;(3)构建以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衡量与均衡为实质目标诉求的公益治理实体制度。

自然保护地空间治理的理论逻辑与规则构造

我国当前正全面推进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自然保护地领域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为其提供法治保障。从概念溯源上看,自然保护地指称特定的地理空间,空间功能划分是自然保护地的体系构成与类型划分的依据,大尺度生态空间的生态系统管理理论是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这些构成了自然保护地空间治理的理论逻辑。大尺度空间环境治理提出了秉持生命共同体的立法理念、创设“增加受保护生态系统的自然程度”法律原则、引入协同治理立法模式的自然保护地立法需求。自然保护地立法应当将自然空间纳入一般规定以拓展立法对象、在改造现行制度时增设空间衔接制度,以此承载和彰显其空间治理功能。

自然保护地共同治理机制的定位与构造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规划探索的自然保护地“共同治理”机制存在两种机制渊源,是我国正在体系化构建的环境共同治理机制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承认并推荐的治理机制的耦合。在体系定位上,自然保护地共同治理机制是政府治理、公益治理和社区治理等多种自然保护地治理机制组合形成的一种动态合作序列,以综合发挥多方治理主体的各自角色优势。自然保护地共同治理机制亟待从建构我国自然保护地原住居民参与治理的规范体系、完善私人主体参与自然保护地治理的制度通道、健全公众参与自然保护地共同治理的法律机制三个方面展开制度设计。

自然保护地非完全中央集权政府治理模式研究——以美国荒野风景河流体系为例

自然保护地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政府治理是世界自然保护地治理的主要模式。美国荒野风景河流体系是世界上最早的河流保护地体系,其政府治理模式是河流保护地治理的代表。在提出保护地治理系统框架基础之上,采取深入访谈、比较等方法,对美国荒野风景河流体系政府治理模式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荒野风景河流体系政府治理模式在法律保障、产权制度、治理主体3个方面具有明显的联邦主导特征,但又在资源权属、治理主体和资金支持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分权特征,是一种非完全中央集权政府的治理模式,因河而设,因河而治;尊重权利,适度分权;格局大维持,模式小改变。这些探索是对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完全中央集权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非完全中央集权政府"多部门治理"与中国保护地治理现有的"分部门治理"模式存在着巨大差异。借鉴美国荒野风景河流体系非完全中央集权政府治理模式,可以在选择治理类型、尊重产权归属、改变治理主体权责等方面为中国自然保护地建设提供借鉴。

自然保护地社区治理机制的逻辑与构造

我国环境治理领域正在探索“社区共管”“自然保护小区”等社区治理模式,但其普遍呈现功能上的补正性、机制的缺位性和法律定位的模糊性等特征,与当前构建环境多元治理体系的要求并不相符。应以多元共治理念为指引,廓清自然保护地社区治理机制的内涵与外延,系统展开自然保护地社区治理的机制构造。即构建完善的社区治理共管机制,以转变实践中机制功能的补正性;构建规范的法律体系,以矫正现行机制的缺位性、消除法律定位的模糊性;完善责任机制,以赋予社区治理的可问责性。

生物文化多样性视角下梅里雪山自然保护地藏族原住民社区治理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梅里雪山自然保护地内的藏族村落是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下可持续发展的典范。本文从藏族原住民社区治理的意识形态、文化行为、社会制度三个层面,探讨了生物文化多样性视角下藏族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动因,并分析了由此形成的村落所具有的可持续特征,主要表现为浑然天成的村落选址与空间格局、有机进化的公共空间与村落巷道、蕴含生存智慧的民居建筑营造三个方面,论证了自然保护地的可持续发展以生物文化多样性视角下的“原住民社区治理”为基础。此外,依据梅里雪山自然保护地藏族村落的经验,对自然保护地保护与原住民乡村社区发展协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讨论。

浏阳市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前后土地利用及景观格局变化分析

以浏阳市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和国土三调成果数据为基础,采用景观格局指数分析法,分析研究区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前后土地利用及景观格局变化特征。结果表明,整合优化后自然保护地内土地利用类型组成变化显著,林地面积增幅最大,其他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均减少,其中耕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减幅较大。景观尺度水平下景观的破碎化程度、形状及边界复杂度、异质性和类型丰富度均降低,其聚集度、优势度及连通性增强。斑块类型水平下林地、水域、草地及园地的破碎化程度减轻;除林地的景观形状更加复杂外,其他景观的形状、边界复杂程度均降低;林地、水域、草地和建设用地的聚集度和连通性增强,耕地的优势度和连通性降低,园地的连通性增强、聚集度下降。

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保护兼容性评价

自然保护地内及其周边社区生计活动关乎生态保护成效,推动保护兼容性生计成为协同保护与发展的可行路径。针对保护兼容性生计所强调的土地的多元价值及其在保护管理下生态、文化向经济价值的转换,探索开展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活动保护兼容性评价,衡量其在与保护目标的协同性和保障社区生计可持续的程度。研究在保护兼容性生计理论体系基础上,通过比较视角阐释社区生计保护兼容性的内涵,进一步整合文化生态学、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与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生计活动保护兼容性快速评价指标体系,形成生态文化、资源管理、生态影响和生计结果4个准则层、12个评价指标,利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武夷山和祁连山国家公园传统产业进行评价。研究表明,该体系能够在初步判断生计活动的典型特征后,相对精准地识别生计活动在实现保护目标时的协同性和可持续性的优势与不足;案例研究表明国家公园社区的传统生计活动存在相对持久的文化传承、较强的生态系统韧性和较为稳定的经济惠益,但在资源管理体系中实现现代与传统融合、经营主体合作共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等方面还需内力激发和外力引导。研究建议在运用快速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对标保护兼容性生计总体模式开展更为精细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应评价,寻求生计发展。

典型草原自然保护地景观空间弹性GIS评价

为了解草原植被恢复效果和理解草原生态系统弹性特征,以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对象,在ArcGIS、Fragstats等软件支持下,从景观格局稳定性(LPS)、生态敏感性(LES)和人类活动干扰3个维度建立概念化景观空间弹性模型(LSR),分析评价了研究区景观空间生态敏感性和弹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草地、林地等景观格局稳定性较高,尤其是核心区,但LPS值远低于理论最优值,亟待提升;自然保护区内近60%的景观空间生态敏感性达到中度敏感,绝大多数类型的核心区及其缓冲区处于中高度敏感性水平,且从核心区到缓冲区高度敏感性面积占比呈现增长趋势;由于自然和人为活动双重作用影响,整个自然保护区中度以下低弹性区域面积比超过70%,从核心区到外部实验区,极低度弹性的空间范围不断增大,保护区60%以上区域应加强植被恢复;根据景观空间弹性表现,10.53%的区域需要重点保护,这些区域分布在保护功能区C区东部、E区西北部和D、E两区交汇地带。景观空间弹性框架及其概念化模型能综合考虑景观格局稳定性和景观空间生态敏感性,这对评价认识草原类自然保护地景观空间弹性特征、有针对性地制定草原植被恢复方案和优化保护功能区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中国自然保护地立法的三重逻辑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自然保护地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载体,对实现美丽中国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现存部分相关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跟不上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时代步伐,因此,推进自然保护地立法成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将自然保护地相关国家政策规划转换成国家法律体系,需要依循自然保护地建设的客观规律和政策法律化的逻辑。应基于对生态系统保护级别和生态价值保护强度的划分,进行《自然保护地法》《国家公园法》的立法探索,修订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以及相关法律规范,逐步形成综合性立法体系。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全球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研究

治理模式的选择在自然保护地有效治理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适宜的治理模式是实现保护地生态、社会、经济和文化效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但是,目前国内外保护地体制机制研究大多集中在保护地治理模式的理论体系分析、体制机制构建与经验总结等方面,缺乏对全球尺度上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的系统分析,尤其是对于目前全球保护地网络的治理模式呈现何种结构,以及各类治理模式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等更未涉及。为弥补此短板,对IUCN全球保护地数据库中全球保护地的治理模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全球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主要呈现以"政府治理"为主,其他治理模式为辅的多样化状态,并且治理模式随保护地的空间分布及保护地类型的不同呈现差异性;进一步,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全球保护地治理模式结构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系统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目前全球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呈现一个较明显的双中心"核心-边缘"网络结构特征,形成以"联邦政府或国家部门/机构"、"地方政府部门/机构"为主要治理模式,"合作管理"为次要治理模式的核心圈,在边缘处形成以"通过社区建立和管理"的治理模式为主的独立中心,说明保护地社区治理模式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并且通过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部门/机构"与"通过非营利组织",以及"通过社区"、"通过个人土地所有者"、"政府授权管理"这两组治理模式内部的治理模式间呈现较强的关联性,这表明同一国家/地区倾向于同时采用有关联的保护地治理模式。

自然保护地周边社区治理模式思考及实践——以崇左市渠楠屯为例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将自然保护地治理方式分为有政府管理、公益治理、社区治理和共同治理四类,但未涉及自然保护地周边社区治理内容。自然保护地周边社区内的生物物种与自然保护地内的生物物种高度重合,对自然保护地周边社区进行治理,不仅是该区域自身发展的要求,还会给生物物种的保护带来积极作用,因此应采取科学合理的治理模式。文章通过对现有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提出适合自然保护地周边社区的治理模式,即由非政府组织主导、多方参与的创新治理模式,并以崇左市渠楠屯为案例地区进行实证分析,论证该治理模式的合理性,以期为自然保护地周边社区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的景观格局变化分析——以贵州省思南县为例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是我国重构自然保护地体系、衔接三条控制线划定、完善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举措。利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国土三调数据,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景观格局指数和保护地边界分析法,对贵州思南县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各阶段景观格局的变化特征及其合理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整合优化后土地利用/覆盖组成变化显著,耕地、建设用地显著减少,优势景观林地面积增加。(2)整合优化后,思南县自然保护地景观异质性降低、优势度增强、破碎度增加。(3)各斑块类型的复杂性和异质性降低,林地优势度增强,但耕地、园地的破碎度增加,整合优化未造成优势景观的破碎化。(4)整合优化后,自然保护地边界复杂度显著提高,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变化最明显,将给自然保护地勘界定桩增加难度。(5)耕地、建设用地、林地变化是思南县自然保护地景观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耕地、建设用地主要作为矛盾调出自然保护地,而林地则主要作为破碎化斑块伴随矛盾一并调出。本研究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围绕矛盾和问题开展调整,所反映的景观格局变化,与整合优化调整规则限定的内容相适应,整合优化方案总体可行、合理。由于存在的破碎化、边界复杂化、区域分离等问题,在整合优化过程中应进一步优化调整规则,统一数据精度,尽量避免此类问题的产生。景观格局指数变化所反馈的信息可为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的科学开展及其成果的合理性评价提供一定参考,引入成果评估机制对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