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文学的鲜明品格——兼论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创作

现代意义上的大自然文学,是现代工业化、现代高科技背景下出现的,是文艺家们对人类自身生存危机反思的结果,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大自然文学不再只讲人性,而讲兽性禽鸟草木山川之性,而最终强调的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发展、共存共荣。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系列,体现了大自然文学的品格。

一幅中国传统妇女的自然主义写真——赛珍珠小说《母亲》刍议

《母亲》是为赛珍珠赢得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品之一,由于翻译传播方面的原因,目前在国内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作品采用自然主义笔法,塑造出一个个性鲜明丰满、命运坎坷多难的中国传统的劳动妇女形象,突出描写了主宰其命运的两种性格——母性和妻性。《母亲》的特殊审美价值是不应忽视的。

亲近自然 还原生活——论华兹华斯诗歌的自然崇拜

作为“湖畔派”诗人的代表,华兹华斯一生创作了大量讴歌自然的诗歌作品。1803年成为华兹华斯自然诗作风格的分水岭,前期多表现得清新、自然,充满灵动与浪漫,后期多表现得深刻、理性,充满爱意与伤感。

从油菜坡生长的乡村小说——晓苏先生访谈录

晓苏先生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自1985年在《长江文艺》发表小说以来,在国内十几种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近400万字,并出版有五部长篇小说:《五里铺》、《大学故事》、《成长记》、《苦笑记》和《求爱记》,两部中篇小说集:《重上娘山》、《路边店》,八部短篇小说集:《山里人山外人》、《黑灯》、《狗戏》、《麦地上的女人》、《中国爱情》、《金米》、《吊带衫》和《麦芽糖》等。曾获《长江文艺》小说奖、湖北省第四届"文艺明星"奖、首届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三届湖北文学奖、第六届屈原文艺奖。本文作者对晓苏先生进行了采访,晓苏先生认为油菜坡这样一个地方在他的小说中有着特别的意义,他的一系列的乡村小说就是从这里生长起来的,他还联系自己的小说文本,对其小说创作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底层经验的获得,文学与性的关系,文体建构等问题分别进行了探讨。

论于坚的自然主义创作观

不论是于坚的诗学追求还是散文精神都蕴涵着自然主义的创作观。突出表现于自然的时间观、自然的性别观、自然的艺术观、信任日常生活的自然观、描述与思考自然生命存在状态等方面。这种自然主义创作观的产生与作家个人对世界的认知性体验有关,也与近代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有关。其实现途径是以人为本的认识论基础以及对自然的具体的认知体验。

艺术真实与现实主义

谈到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或艺术真实时,有些文学批评者把艺术真实视为对生活的一种纯客观的描绘,而生活事实也就成了检验艺术真实的唯一标准。正因此衡量作品的真实与否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客观标准。这是存在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的一种自然主义倾向。 自然主义创作和自然主义批评在理论上的毛病。

平庸的恶与极端的善——兼论刘连青新著《正确解读〈娜娜〉和它的作者》

刘连青先生新著《正确解读〈娜娜〉和它的作者———重评左拉和他的自然主义文学》,以对左拉系列小说的导读,让我们回顾了十九世纪中后期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中的城市化景观。面对商业资本推动的城市化,左拉运用自然主义的小说创作手法,深刻揭示出法国共和政治与复辟帝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错综复杂的二元制社会现象。左拉自然主义小说冷静观察的背后,是对理想社会的热切向往。左拉小说偏于微观的感性创作,与同时代马、恩对社会革命的理性呼唤,在指向上是完全一致的。左拉一生,都在坚持人道主义,暴露专制政体中"平庸的恶",通过对"恶"的鞭挞,来追求人性普遍的美和善。善的极端,是良知的不忍——《我控诉》,是左拉小说创作思想的结晶。

茅盾早期译介外国文学的特点与主张

茅盾译介外国文学是立足于民族基石,为我所用.以匡正新文学的某些缺欠和偏狭;茅盾是在“为人生而艺术”的功利主义译介思想下,吸取异域的情愫来拓扩新文学家的视野,以足救时弊;茅盾提倡新浪漫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为新文学发展树立目标,以追赶“世界文学的步伐.”

《红色的英勇勋章》的自然主义解构

《红色的英勇勋章》一文是克莱恩的第二部小说,也是美国自然主义创作的开端,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文试图通过利用语料库对比分析的手法,借助索引软件对该文进行数据提取和分析。

电视的纪实不能是自然主义

电视的纪实不能是自然主义潘伟英国纪录电影学派创始人、纪录片大师格里尔逊说过一句话：“你拍摄了生活的真实面貌，而由于你把它的细节作了编排，你又解释了生活。”新时期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从８０年代初形成的《祖国各地》流派，到《丝绸之...

盖哈特·霍普特曼与其剧本《织工》

文章通过对盖哈特·霍普特曼生平的一些重要数据的分析 ,阐述了其独特的生活背景对其创作尤其是《织工》创作的影响 ,分析了《织工》一剧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来源 ,简要概括介绍了剧情 ,通过对其独具匠心的艺术手法的分析 ,阐明了该作品在德国文学史特别是德国戏剧史上的重要作用。同时 ,通过对《织工》一波三折的上演命运的表述 。

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张元和他的《北京杂种》

提及张元,说到张元,不能不提及说到第六代导演(也有第六代影人或中国电影第六代的叫法)。因为在我个人看来,第六代导演尚没有共识的、清晰的界定。“代”,人们习惯是以时序来划分的,自中国电影第五代开始,渐渐趋同于以同时间段的影人群体风格和艺术共性来断“代”,从这种意义上讲,第六代导演只能属于1992年前后被称作“地下影人”的那批人,包括张元(《北京杂种》)、何建军(《世纪末的对话》)、娄晔(《周末情人》)、王小帅(《冬春的日子》)、邬迪(《黄金鱼》、《广场》)、吴文光(《流浪北京》、《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四海为家》)、温普林(《西藏民俗》)、陈爵(《天安门》)、郝智强(《毛泽东现象》)……而眼下各个媒体温情鼓噪的姜文、管虎等根本不能列入此列,毕竟他们从意识形态范畴到拍摄行为动机都和第六代是完完全全的两码事,他们称第七代似乎合适些。 第六代是一个断层。 第六代是一个存在。

夏公,是一本大书

我不愿说夏公已经去了,我也不愿想那些悲痛的日子。我愿相信他没有走,他在我们大家之中,他在我心里。此刻我仍想走进那座长着一丛丛翠竹的宁静的院落,我仍然坐到夏公那间卧室兼工作室的小房间的藤椅上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我仍想看到他那两只大猫安睡在他的床上或者卧在他的腿上呼噜噜地打着瞌睡。 然而这一切毕竟成了过去。我最后一次到医院看夏公是一月二十日。夏公已处于昏迷状态,叫不醒,喊不应。二月六日夏公便撒手西归。后来我到夏公家里,只看到他那张大彩照挂在墙上,屋内屋外摆满了鲜花,虽然花香四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