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政府管制制度变迁的主体分析

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政府管制制度变迁是由多元主体推动的,其中主要包括消费者、企业和国家。三者在变迁过程中的利益必然存在冲突,在变迁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消费者、企业和国家都能引发制度的需求,但只有国家才能最终实现管制制度变迁的供给,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新的制度均衡。而消费者、企业和国家三个变迁主体的力量对比及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有限理性又可能导致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政府管制制度变迁不是一种充分博弈的结果,制度结果与其制度创新预期相背离。

制度变迁与自然垄断行业发展的实证研究——以水电燃气的生产供应业为例

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依据,认为制度变迁(即改革)对自然垄断行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以非国有经济比重作为测度制度变迁的指标,运用回归的方法分析行业增长率与包括制度在内的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制度变迁对自然垄断行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政府管制制度变迁的路径分析

国自然垄断产业政府管制制度变迁是沿着特定的轨迹来进行的。也就是说,制度环境、制度变迁主体力量对比、制度变迁主体的知识积累都影响或决定着自然垄断产业政府管制制度变迁的方向、演进轨迹以及目标内容选择。

产权公共领域语境下的主体行为二重性与制度变迁研究

由于正交易费用的存在,产权的不完全界定性将是产权的实际状态。文章分析了产权在法律和经济两个层面上的不完全性,并指出两者的背离主要在于产权主体可实施行为能力的大小,不完全产权导致的产权公共领域将成为主体间行为互动的主要活动语境,进而产生主体间行为的两重涵义,即一方面在竞争中导致租值耗散,另一方面又在此过程中通过博弈于边际调整上探索最小化耗散租值的方式,且着重探讨了这种最小化耗散方式在无意识与有意识相结合下的产生和通过自然社会选择与适应性学习的传播,次优无效方式如何陷入锁入效应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之上讨论了产权制度变迁形成机制的"自发的理性设计"和租值耗散量的绩效度量,以及公平与效率两难冲突等问题。这些理论上的探讨对于我国转型中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产权界定中性、放松管制、兼顾公平与效率、提炼经验素材的政策与理论含义。

制度变迁三元主体合作博弈问题研究

制度变迁离不开相应行为主体的推动,从行政等级角度上可以将这些主体划分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微观个体三元主体,他们之间既有利益冲突也有共同利益,不同关系会对制度变迁的效果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本文从多阶段重复博弈的角度探讨三元主体建立合作博弈的可能性及必要性,摒弃非合作博弈视角下三者之间此消彼长的利益冲突分析模式,建立三者共同收益最大化的目标,谋求使三者利益都扩大的新型利益关系模式,并通过合作博弈模型分别分析单阶段合作博弈和多阶段合作博弈实现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的条件,从而为我们在制度变迁决策过程中三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提供理论依据。我国汽车产业入世后迅速发展壮大的案例也证明了合作博弈有利于增加三元主体的目标收益并进一步使关系得到巩固。

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变迁和改革绩效评价

文章从自然资源产权的初始界定出发,考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的两个阶段,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自然资源改革的成效以及现行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竞争、垄断与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冲突

从竞争机会和行政垄断视角,对我国目前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双重背景下的收入分配趋势及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随着经济转型与制度变迁的深化,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行政垄断(包括产业垄断与地域分割)及其“寻租”已成为强化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因素。消除行政垄断,创造均等的竞争机会,兼顾市场结构、竞争效率与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是新时期协调利益冲突、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企业作为职业教育重要办学主体的历史变迁与制度重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企业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办学主体经历了企业包办职业教育的发端期(1949-1979年)、校企脱钩的分离期(1980-1990年)、引企入校的发展期(1991-2000年)、校企合作的关系强化期(2001-2010年)以及构建校企合作命运共同体的紧密融合期(2011-至今)等阶段。这期间,企业的主体内涵也发生了深刻演变,具体表现在:主体地位由协助育人到直接举办职业教育,主体作用由工学结合到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主体责任由校企合作到构建利益共同体。新时期,完善校企合作机制,充分发挥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应推进法律制度重构,夯实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之基;推进参与制度重构,筑牢校企合作办学的制度体系;推进激励制度重构,为激活企业的内生动力提供制度保障;推进评价制度重构,为提升校企合作效能提供制度依规。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事实对“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的证实

本文用70年代末以来中国城乡经济制度变革总体考察和单项制度变革考察所获的经验事实来证实“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一、农业中从家庭承包制的产生、扩散、完善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和发展，农民、“基层干部”、中央政府及其官员分别扮演不同角色，发挥不同作用。二、在乡镇企业的发展及相应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同样有多元主体介入，各自扮演不同角色。三、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开始由地方政府发行，随后一直由中央政府主导，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发挥了不同作用。四、在广东三茂铁路体制创新这一具体案例中，民众、广东省政府、三茂铁路公司、中央政府联合行动，又各自扮演具体不同的角色。在以上四方面的创新过程中，不同主体的角色又常常发生变化或可以变化，每个主体都可能转换自己的角色。

民事主体理念嬗变与制度变迁——以私权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为视角

主体制度的研究贯穿于私法研究的始终,从"自然状态的人"到出现"人"与"非人"的区分,进而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普遍的自然人主体资格得以承认,直至"团体主体"的出现,民事主体理念嬗变与制度变迁的历史,亦是私权制度的发展史。民事主体的核心理念——人的平等地位和自由意识,本身也是私法的核心理念。具有内在价值的人是私法权利的追求者,也是其利益的最终归属者。私法制度的发展史就是主体参与各种私法活动拓展自身权利空间的斗争史,私法正是以主体制度得以展开,对主体地位的反思与总结,也是对人类社会生活本质的思考。

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制度变迁与资产产权制度优化

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历经数十年,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助力剂,自然资源管理制度为中国的资源利用和保护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但在我国现行的自然资源管理制度中还存在着权利与责任主体缺失,领导与管理主体重叠等弊端,造成了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不明、确权边界模糊、产权保护力度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为了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文依据产权理论,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为指导,从阐述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制度变迁入手,借助“制度变迁-问题探讨-路径优化”的研究框架,运用庇古税、科斯定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定性分析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优化方向。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制度的变迁呈现出权属主体逐步明确,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发展趋势;2)自然资源资产市场同为制度市场,政府作为市场的维系者,应当合理利用权力划定市场边界、制定市场规则;3)制度绩效通常多与政府和市场的双方博弈相关,为了促进产权绩效提升,产权制度需要围绕“归属-权责-保护-流转-监管”5大环节进行全面优化,从而构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整体闭环系统。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第一,应当明确产权权属,依托具有监管效力的分级委托代理制度来实现法律主体上的产权清晰;第二,应当厘清登记核算内容,搭建自然资源资产信息管理平台,以精准把握“资产家底”,并利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支持保护制度、加强保护力度、保障市场交易;第三,应当通过市场化交易平台提升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效率,推动资产存量到资本增量的转变;第四,应当健全监督管理体系,通过全过程综合监管机制适当缩减政府权力清单,避免行政监管的垄断。

我国农村改革的制度变迁主体及其特征

我国农村改革是以农民为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这一变迁遵从了市场经济的理性、借鉴了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传统、重视试验与实践,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实用性。农村改革制度变迁在给农民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使相关主体的利益得到了显著增加,实现了帕累托最优。正是由于我国农村改革制度变迁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又得到了政府的认同和社会公众的支持,才使其减少了阻力,降低了成本,并获得了巨大的绩效。

制度变迁主体的网络结构及合作问题研究

制度变迁离不开相应行为主体的推动,不同的主体对制度变迁的最终结果产生差异化影响,在社会关系的环境下,他们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可以大致归纳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微观个体三大群体。本文通过构建制度变迁主体的网络结构形态描述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状况,进而以发现这些关系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作用,并在共性利益的基础上探讨三元主体建立合作关系的可能性,以及构建合作关系的途径。

我国会计制度变迁动力和主体分析

制度变迁作为一种制度动态过程的考察,它涉及制度变迁的动力和主体问题。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而直接动力包括技术的改变和社会知识的积累;经济环境对会计制度需求的改变;其它制度安排和会计制度结构内部的变迁三个方面。而制度变迁的主体,则表现为推动制度变迁或者对制度变迁有意施加影响的行动主体。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主体是政府。

制度变迁与人的主体性发展的契合

制度经济学家着眼于制度变迁,给出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的结论。人是整个社会的主体,一切制度变迁都离不开人,制度变迁必须与人的发展相契合。经济发展需要制度保障,更需要上层建筑与之契合;生产力发展需要技术支撑,更需要相应的生产关系与之契合。在推动国家发展的制度变迁中,无论是经济的、社会的,制度变迁都必须着眼于人的发展,并与人的主体性发展相契合。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中各利益主体责任边界的变迁

通过比较政府、雇主和个人这三个重要的利益主体在罗斯福政府时期(1933～1945年)及此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责任边界划分,揭示了各利益主体如何调整和廓清相互间的责任边界以及这种边界的变迁路径.

制度变迁中主体类型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研究

目前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主要归因于某种具体的因素,注重从要素投入或者某些外在影响因素去分析。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分析框架,从转型中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市场主体的角度考察不同主体的发展战略和行为选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家发展战略的不同、区域历史禀赋和自然禀赋的差异、地方政府官员的异质性以及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构成了区域间的巨大发展差异。

中国旅游业制度变迁的主体类型及演化模式研究

在中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对旅游制度变迁发挥主要作用的主体因素表现为政府、企业家阶层以及以科研机构和旅游行业协会为代表的其他社会组织三种类型。由于这三者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利益诉求、约束条件、作用方式以及相互关系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旅游制度变迁的模式也体现为两种:从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政府是制度变迁的主导力量,完全主导着制度变迁进程,旅游业制度变迁体现为一元化主体结构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改革开放后,虽然政府仍将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但非政府组织也开始对变迁产生影响,以旅游科研单位为支撑,政府与企业组织共同协调整合的多元化主体结构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逐渐形成。

自然垄断规制变迁的传统解释及评析

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出现了大规模放松规制的浪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后,西方国家出现了放松规制与再规制并存的局面。西方国家的规制实践经历了由强化规制到放松规制、由放松规制到再规制与放松规制并存这样的动态变迁过程,对于规制的这一变迁,既有理论多集中在对"由强化规制到放松规制"的解释,并认为这一变迁是自然垄断产业规制变迁的核心所在。该文集中论述对自然垄断规制变迁的传统解释,并给予评析。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变迁主体转换假说研究——一个探索性的制度逻辑框架

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往往采用不同的形式,其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方式较为普遍,即政府和微观主体轮流充当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变迁的第一集团。在综合原有制度变迁模式和社会实践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主体转换假说,并对影响主体转换的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对转换时机的选择和转换失败的后果进行了理论性论述,这对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演化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