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绿色发展对资本主义“自然悖论”的超越

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资本主义大工业将科学和自然力运用到生产过程中,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与技术的提升。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以价值增殖为根本目的,其最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生态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根源,因此造成了不可避免的“自然悖论”。资本本性的剥削性和无限扩张特征,促使其对生态环境无止境地滥用与掠夺,资本主义再生产在充分利用生态环境的过程中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物质变换断裂”,产生了各种“城市病”和“文明病”。不同于资本主义“竭泽而渔”式的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经济发展方面始终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面对资本主义的“自然悖论”及其造成的“文明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绿色发展理念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制度性基础,促进了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相互融合,在未来社会的绿色变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对资本“自然悖论”的超越路径阐释

资本主义大工业一方面将科学和自然力运用到生产过程中,使人类更加自由自觉地掌握了自然力和劳动力,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充分利用各种自然要素的同时,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土地肥力的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基础的毁灭,以及人类身体与精神健康卫生不可逆转的危害,由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资本“自然悖论”。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创造,其内在包含的雇佣劳动与雇佣关系体现的是一种单向度和不平等的“物”对“人”权力支配关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对资本“自然悖论”的超越就在于:其深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层面,有计划地调节和控制人类的生产行为,实现了制度性与历史性的超越。同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关注到“穷人生态学”这一环境伦理问题,站在生命共同体的角度促进以人为本、绿色发展的需要,将环境问题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内部问题,为未来社会的绿色变革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

自然悖论、帝国政治、殖民道德--《皮袜子故事集》中的景观书写

文章借助景观理论,从自然景观中的悖论、文化景观中的帝国政治以及道德景观中的英雄主义三个层面剖析《皮袜子故事集》中景观书写的多重内涵。以作品中的自然描写和人物塑造为研究对象,深度透视库柏景观书写中的诡谲。自然景观描绘中的意图舛讹和逻辑悖论使自然在库柏的“凝视”下蜕变为记录“文明足迹”的场所。原始自然成为文明暴力和权利空间的“能指”,指向帝国政治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勾连。自然在象征层面同印第安人命运趋同,同为被观看、征服和拓殖的“他者”。班布尔身上的“自然道德”是早期白人殖民者“拓荒”精神的体现;他的男性气质催生出可复制和传播的英雄主义,背后是作家对殖民主义道德体系和文化共同体的无意识建构。

从“自然人悖论”到“心理革命”——弗洛姆人学观的生态伦理学维度

科学合理的人学观是生态伦理学得以成立的关键。非人类中心主义只看到人的自然性,必然陷入"自然人悖论"的困境;人类中心主义只看到人的理性,必然面临"存在的二律背反"的尴尬。只有把人理解为劳动的人,把人性的健全寄托在社会变革而不是"心理革命"上,生态伦理学才能获得自身的"感性"与"现实性",成为真正"关于人的科学"。这便是弗洛姆人学观的生态伦理学启示。

“自然状态”学说的观念史渊源

自然状态学说的出现是自古希腊以来哲人们所构造的神义论理论体系隐含的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发端是质疑上帝存在之正当性的"伊壁鸠鲁悖论"。为了驳斥"伊壁鸠鲁悖论"并论证神圣秩序的合法性,自奥古斯丁起的神义论就致力消解"上帝之善"与"现世之恶"之间的紧张。其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上帝的绝对支配性与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由于难以回答现世之恶的正当来源问题,阿奎那开始承认人的自由意志对于恶行的责任,司各特则将恶行归咎于自由意志在行动上的自由选择,近代意义上的自由个人的观念初露端倪。中世纪后期的神学理论最重大的变革则出现在奥卡姆的理论创新中。奥卡姆的理论构成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直接思想渊源。自然状态学说的理论伟力在于它是具有必然性逻辑的历史结论,自认具有合法性的现代法治绝不可能建筑于一个偶然的"假设"之上,一切革命性变革都只能是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