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构正义到自然正义:老子的致治之道

“正义”可以从“恰当的”社会秩序角度予以理解。老子批判了建构性的社会正义观念,对世俗建构的正义原则及其缘由充满忧患意识。老子看到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和矛盾,认为人们在追求化多样性为一致性、化自然为人为的过程中,使得社会秩序从和谐陷入混乱。老子思想中体现了以自然正义替代建构正义的主张,他呼吁统治者尊重民众自发创造的生活秩序,相信民众的自化、自正,倡导在非建构的自然协调下实现“至治之极”。老子提出,只有统治者不干涉民众的自发生活秩序,以无为、不争、知足的态度治世,顺应非主观意志的自然协调来实现社会和谐,才能实现“由乱达治”。老子思想中所展现的自然正义观未能正视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价值,对建构型正义的秩序优化意义有所忽视,但从规约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一观念依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效用与崇高:从动物权利理论看人与自然正义

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加重,近现代伦理学家们尝试从不同角度去阐释自然存在物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他们认为人类应当承认自然的权利,进而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良好的公正形态。在环境危机日益加重的今天,批判性地继承这些思想家的理论精髓对于树立起合理的生态意识具有积极的意义。从动物权利理论出发,承认并尊重自然存在物的内在权利,不仅是人类自身延续的必然要求,具有强烈的现实效用性,更体现了人类认知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发展,具有道德崇高性。

自然正义与约定正义

《希腊哲学史》第 2卷中曾经对希腊的“自然”与“约定”的问题进行过较为详尽的讨论。① nomos与 physis翻译为“自然”与“约定” ,不尽准确 ,所以我们一直倾向于直接用这两个字的西文字。Nomos常常被译为“约定” ,这在汉语中便与“约”、“契约”、“社会契约”等一系列理念发生了联系。但是本文希望阐明的是 ,希腊并不存在“与神立约” ,也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社会契约论”。不过 ,这并不妨碍希腊人在“自然还是约定”的话语体系中思考类似的政治伦理问题 ,包括哲学家的城邦国家形成论 ,国际盟约的反思 ,② 以及借贷与租赁、置卖协议、释放奴隶的字契等等交易契约等。它们后面往往也会有希腊式神灵的特殊在场监临。本文从希腊早期的自然正义 ,雅典民主时代对于nomos的质疑与探讨 ,雅典后期哲学家的重新建立自然正义等三个阶段对此做一个分析。最后 ,我们对比近代社会契约论思想 ,以揭示正义观的古今异同。

从自然正义到正当法律程序——兼论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中的“法律思想移植”

自然正义作为英国普通法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演绎出来的两大规则,即“任何人都不得在自己的案件中充当法官”和“任何人为自己的辩护应当被公平听取”,构成了正当法律程序的核心内容,成为美国宪法的一个重要条款。正当法律程序在行政法领域中催生了行政程序法;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理念,就难以有行政程序法。即使有了行政程序法,其实效也可能不会太好。我国在制定行政程序法的过程中,应当重视“自然正义”法律思想的移植,引导并逐步推进“正当法律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普通法传统中的自然正义原则

“自然正义原则”(thedoctrineofnaturaljustice)是普通法国家法院审查行政行为的一个基本依据 ,它代表着有关行政活动的最重要的程序要求。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自然正义原则的系统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作为引玉之作 ,本文以自然正义原则同自然法、美国宪法中的“正当程序”规则的比较为基础 ,对该原则的历史起源和现今发展加以考察 ,以图对我国的行政程序制度建设有所裨益。

论自然正义原则在当代的发展趋势

自然正义原则是英国普通法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其最初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司法领域。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自然正义原则调整的领域与范围不断扩大,其地位与作用也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加强。自然正义原则的发展在当代呈现三大趋势:行政化、宪法化和国际化。自然正义原则在当代的发展趋势对于我国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与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正义

自然正义是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中一个最为模糊的概念,也是理解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体系的一个关键概念。自然正义是亚里士多德最高意义上的真正正义,这种最高性体现为自然正义在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中居于一种特殊的基础地位。

柏拉图论习俗正义与自然正义

柏拉图的《理想国》呈现了正义的种种限度和悖论。"习俗正义"仅从法律分配、损敌扶友、强者利益等政治性视角来理解正义,而真正的正义应是"自然正义",不仅要依据人的自然本性分配对其灵魂好的东西,而且要处理好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但自然正义能否实现正是哲人王的悖论所在。柏拉图彰显正义的诸多难题,既是为提防政治理想主义,又是为避免彻底的政治现实主义。

关于“自然正义”原则在市场化进程中法律表现的对话

当今中国经济的发展虽充满着活力,但也有一些问题存在。这些问题是缺乏合理有效的限制机制所致。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中国的“游戏规则”如果能着眼于“正义对强权之制约”上,承认合法的私人成就、将公有财富的重新分配方案交付给全民公决.那么就可以说,我们是在朝符合“自然正义”的方向前进。

从自然正义到自然权利

本文尝试站在启蒙与现代性的立场上反思自然权利论的源起与影响,主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握自近代以来的法律实证主义对西方自然法传统和法律信仰的冲击,从而形成对自然权利问题的个人反思和对这一法学思潮的现代批判。

自然权利和自然正义的历史冲突与理论互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辩证维度

自然权利与自然正义是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施特劳斯以为二者关系既冲突,又彼此互构。前者表现为自然权利的兴起导致古典自然正义的衰微,引发西方现代性危机以及哲学政治双重扭曲;后者则体现为自然权利观念导源于自然正义的内在逻辑,古典自然正义必须经由自然权利嬗变过程并最终回归自身,才能真正解决哲学政治危机。

法治视野下的自然正义原则

目前学界对 “自然正义原则”的探讨大多停留在行政法领域,而对自然正义原则的法治价值认识不足。文章从法治发展的视角,对该原则的历史发展加以考察,揭示了自然正义原则的制度价值及其法治建构功能,以期对我国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自然正义原则对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启迪

自然正义(自然公正)原则是英国普通法中一项古老的法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英国法院不仅将其适用于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而且也适用于行政,并在行政法领域发展成为正当程序原则。20世纪以来,行政程序法成为西方各国行政法发展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与实践中存在的诸如重实体、轻程序,偏重行政效率、规避立法约束,监督和落实机制欠缺等问题,可以借助自然正义原则加以约束和纠正。

自由与自然正义的融合

上世纪70年代初，自由主义开始在美国复兴。美国自由党成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者罗斯巴德在其中极为活跃。

西方“自然正义”观的历史透视

正义是一种影响社会文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也是人类社会政治法律关系中最重要的基础。西方“自然正义”观经历了古希腊哲人的正义观、古罗马法学家的正义观、中世纪神学家的正义观、十八世纪以来欧美思想家的正义观四个阶段。虽然西方“自然正义”观的历史轨迹表明“正义具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以呈现不同的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但是在人类社会政治法律关系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具有极不相同面貌的“狄凯”成为人间是非善恶的评判标尺。

基于博弈均衡的自然正义——肯·宾默尔平等观的自然主义基础探究

肯·宾默尔认为正义是人们在具体情境中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是在博弈均衡状态下达成的一种社会契约,是社会演化的结果。宾默尔通过在正义问题的研究中对博弈论模型的引入,指出代表正义的社会契约不仅具有稳定和效率的特征,而且是平等的。宾默尔的理论有效地规避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缺陷,但同时也产生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缺点。

谁之正义?何种自然?——《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第七章的自然正义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五卷第七章,亚里士多德讨论了著名的自然正义。本文试图探讨这里所谈的自然正义究竟是谁之正义、到底是何种自然。本文认为,自然正义既不是神的,也不是低等动物的,而是属人的正义;更进一步,自然正义作为公民的正义的一种,不是对所有人有效,而仅仅在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之间才有效力;再经过与《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论述的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进行对比,笔者认为,自然正义之所以自然,因为它是人生而具有的、并且是由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完善而来的。

自然正义与正当法律程序比较研究

“自然正义”是英国法治的核心概念,是英国法官据以控制行政行为的方法,因此被认为是英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是美国法上的基本原则,两者均体现了程序正义的理念,且均起源于英国普通法,因此多认为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相同于美国法的正当程序原则。但事实上,两者存在许多差别与联系。

论英国行政法上的自然正义原则

自然正义作为程序正义的代名词,来源于英国。它有两项重要规则,一是公平听证规则;二是排除偏私规则。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有吸收自然正义原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此过程中,自然正义理念的宣传和普及尤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