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视角下对近代“自然状态”学说的理论重构

近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自然状态”学说的实质在于对人属自然的部分和属人的部分做出区分,并凸显前者的实在性与后者的虚幻性、可建构性。自然状态学说这一框架和各哲学家为其赋予的内容关联着近代自然科学领域对于自然新的理解,即把“自然”首先理解为客观的独立于人的“自然界”,因而关联着近代人从整体上对自然世界与人的世界的划分。自然状态学说所体现的对社会的消解和还原,对附着在各种社会关系、意义网络中的人的消解与还原,与自然科学研究中实施的“去人化”策略是同一种思维方式在不同领域的表现。自然状态维度弱化了人的自然嵌入性和社会嵌入性,使人成为最初的存在论意义上的人,促进了人的自觉和自为,相应地造成了一系列社会后果和文化后果。

“自然状态”及其终结——《狂人日记》重释

以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重释《狂人日记》,有助于构建阐释该小说思想内涵的新视角,更为深入地揭示鲁迅启蒙思想的内在理路。“自然状态”下的人因缺乏安全感,而互相怀疑和敌视。在《狂人日记》中,“怕”是贯穿小说始终的氛围和情境,狂人由自身的恐惧感,认识到其普遍性。他更进而发现,“吃/被吃”已成为固化的结构;“吃人者”与“被吃者”分享着同样的价值观,二者共同造成了“从来如此”的局面。狂人因确立了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劝说周围人担负起对于他人、历史的责任;但因意识到自己无法成为“真的人”,其呼告最终落实为“救救孩子”。鲁迅在“五四”后仍坚持了精神革新的思路。

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以《利维坦》为中心

霍布斯从人性和自然法的层面出发,叙述自己的社会政治理论,以自然状态、社会契约等思想为国家君主专制提供理论支撑。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思想,是对英国内战所作的一种思考,从逻辑在先的角度上来说,是其国家学说的逻辑起点,从“自然状态”到“社会契约”的过渡,再到国家的产生,这条思想脉络打开了近代政治哲学的新世界。本文论述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思想,展示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这一政治哲学思想的背景和目的,以及与其社会契约思想衔接的过程及其发展等。

《荀子》中“自然状态”与“第一位圣人”难题

荀子思想中,圣人制礼作乐的目的是治理人由于“性恶”而产生的争斗。但是,圣人与常人的人性平等论却留下了“第一位圣人”如何化性的难题。化性成圣的三种途径,“尊师法,学礼义”“习俗化性”“以心化性”,都需兼具内在先天能力与外在契机。从理论建构层面上讲,完全无规则而只有人与人相互争斗的“自然状态”并非历史真实,因此也取消了“第一位圣人”的问题。但荀子的历史叙事中,却有“第一位圣人”,圣人诞生前的社会状况可以描述为没有完善的礼乐制度却有一定规则。不完善的制度背后蕴含的作为治理天下根本原则的“道”,足以成为圣人自身成就的外在契机。荀子有“古今一度”的历史观,虽然承认社会现实的改变,但与传统儒学一样,坚持治理原则的古今一贯性。

霍布斯与洛克的“自然状态”观及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

何为"自然状态",对此,霍布斯和洛克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霍布斯认为人"性本恶",人与人的关系始终处于战争状态,结束这种状态的唯一出路是建立强大无比的公共权威"利维坦"。洛克则认为人"性本善",人类生活的"自然状态"是自由、平等、和平、美好和互助的有序状态。霍布斯把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类比为人类的"自然状态",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后来者提供了至今都无法超越的理论前提。两位先哲对人性和"自然状态"的不同认识,被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家所借鉴和发展,产生了理论基点完全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由此衍生出了国际关系学的两大学派———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

洛克的“自然状态”与布尔的国际社会思想

洛克"自然状态"学说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理想主义学派和英国学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启发。本文阐述了洛克"自然状态"的基本含义,并与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加以比较,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其对英国学派典型代表赫德利.布尔的国际社会思想的主要影响。

“自然状态”:卢梭政治设计的非历史性前提和结构主义愿景

在卢梭的政治哲学中,"自然状态"概念的政治伦理意义是基础性的。通过对人类从野蛮人到社会人的"自然历史"的叙述,卢梭试图在现代政治设计的框架中寻找"自然法"与善治的可能性。同时,通过划定"自然状态"概念的伦理外延,卢梭将人之自然的"异化"指认为"社会状态"和善恶区分的起点。但是,卢梭所定义的"自然状态"更多的是一个结构主义的概念,是人类政治生活本已有之的良善状态的可能性,而不是在线性历史层面"异化—生成"的状态。作为文明异化的结果,市民社会虽然与"自然状态"相对立,但是其内在结构和人性基础却足以提供人为建构新的"自然状态"的可能。当然,在卢梭哲学中,这一可能愿景的实现则需要通过基于社会契约的现代政治得到建构。

“自然状态”学说的观念史渊源

自然状态学说的出现是自古希腊以来哲人们所构造的神义论理论体系隐含的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发端是质疑上帝存在之正当性的"伊壁鸠鲁悖论"。为了驳斥"伊壁鸠鲁悖论"并论证神圣秩序的合法性,自奥古斯丁起的神义论就致力消解"上帝之善"与"现世之恶"之间的紧张。其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上帝的绝对支配性与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由于难以回答现世之恶的正当来源问题,阿奎那开始承认人的自由意志对于恶行的责任,司各特则将恶行归咎于自由意志在行动上的自由选择,近代意义上的自由个人的观念初露端倪。中世纪后期的神学理论最重大的变革则出现在奥卡姆的理论创新中。奥卡姆的理论构成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直接思想渊源。自然状态学说的理论伟力在于它是具有必然性逻辑的历史结论,自认具有合法性的现代法治绝不可能建筑于一个偶然的"假设"之上,一切革命性变革都只能是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结果。

霍布斯与荀子关于“自然状态”之比较研究

在中西政治伦理思想史上,霍布斯与荀子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构建整个政治伦理秩序时,都以人类未进入社会前的"自然状态"为基础。如何理解其思想内涵及异同,并进而思考中西政治伦理思想之异同是笔者关注的重点。阐述霍布斯和荀子的"自然状态"思想内涵,比较两者之异同,揭示其思想特质;探讨由这种差异所引发的中西道德及政治哲学的差异,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从“自然状态”走向“永久和平”——康德国际法哲学思想刍议

康德国际法思想是构建现代国际法律秩序的重要理论根源,它体现了康德对人类永久和平的向往。康德以人作为根本出发点,考察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提出"知性为自然立法"、"理性为自由立法",人作为自然与自由的存在使立法成为可能。康德还把人看作道德与权利的主体,为阐明道德律令为政治行为立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康德认为人类最终必将从自然状态走向公民社会,这是一项大自然的隐秘计划。

柏拉图笔下的“自然状态”问题

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尽管表面上并没有出现"自然状态"这一字眼,但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苏格拉底等人在建构合宜的政治制度时,已经在实质上面临着类似现代霍布斯式"自然状态"学说及相应理论立场的挑战;在应对这一挑战的同时,苏格拉底等人也发展出了不同的"自然状态"理解及相应的自然人性假设,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不同于民主制构想的君主制或混合制构想。

卢梭“自然状态”范畴的历史逻辑与价值意蕴

"自然状态"是卢梭在其著作中反复提及的一个术语,由于卢梭没有严格地定义它,所以学界对它的理解一直未达成一致,对于卢梭"自然状态"指的是何种状态、"纯粹的自然状态"是否真实存在等争论较多。实际上,卢梭"自然状态"的涵义非常丰富,内在具有严谨的逻辑关系,同时包括时间上连续的三个阶段。作为卢梭所有政治哲学思想的逻辑起点,"自然状态"范畴对于当时代意义重大,"人生而平等自由"成为当时启蒙运动的著名口号,也同时开启了浪漫主义运动的先河,对于后时代最重要的启示莫过于对现代性批判的启蒙。

对卢梭“自然状态”范畴的多维透视

卢梭的"自然状态"范畴,作为其全部政治哲学思想的逻辑起点,一直为学界广泛关注与讨论,对于卢梭"自然状态"指的是何种状态、"纯粹自然状态"是否真实存在、"自然状态"范畴是否是对文明社会的否定等问题争论较多。通过对卢梭相关著述的考论,可以发现作者的"自然状态"并非仅指最初的原始状态,其中"纯粹自然状态"是作者的一种历史假设,应辩证地看待作者对于文明社会的批判。

卢梭政治哲学的奠基概念:“孤独野蛮人”的“自然状态”

在卢梭看来,政治哲学问题优先于道德哲学或者伦理学问题,甚至可以说,道德哲学或者伦理学问题决定于政治哲学问题。"孤独的野蛮人"的"自然状态"理论在古希腊和近代都有深刻的理论与实践历史渊源。卢梭之所以把"人"作为政治哲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主要是想借助于人的概念和人的知识来建构其"孤独的野蛮人"的"自然状态"理论。卢梭的自然状态理论从"人的形象"、"人的本性"和"人的道德"三个层面加以概括与描述。

论霍布斯政治哲学之国际“自然状态”观

霍布斯是近代国家政治哲学理论的奠基人。"自然状态"是霍布斯政治理论的基础。霍布斯的国家政治哲学在人性、自然法的基础上,论证"自然状态"下,国家的政治存在和国家间关系的处理原则。霍布斯国家政治哲学中的"自然状态"理论使得霍布斯主张自然理性法则应当被视为国家政治的基础。霍布斯的自然法观点和国际"自然状态"观对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有着重要的影响。

个体、财产与自由——“自然状态”学说之于现代权利观念的意义

"自然状态"学说是现代自然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产生以来对整个现代政治哲学就产生着重大影响,甚至成为其基石。"自然状态"是相对于"社会状态"而提出的,主要是指人在社会状态之外,在没有法律约束情况下的一种状态,是人之本性的展示,因而,"自然状态"的具体内容将决定人类政治社会的建构。在现代自然法思想中,"自然状态"不仅将个体从封建等级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个体以自由之身,而且还强调了人之基本权利的根本性和重要性。

重解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假设

长期以来,中外学术界对霍布斯自然状态的解释充满争议。文章旨在提供霍布斯契约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国家状态"的叙述线索,通过补充社会学角度叙述重构自然状态中个人的行为模式,阐述权势斗争恶化为不可解困境的真正缘由,以此澄清人性相关的假设在政治哲学建构中的地位。

“自然状态”学说的混合性及其对国际政治思想的影响

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自然状态"学说虽然差异明显,但同时又具有内在的混合性特征,这不仅从宏观意义上塑造了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三种国际政治思想流派的基本风格,而且也对其具体理论形态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集中体现在均势理论、国际社会和国际机制理论以及全球治理理论中。因此,从比较"自然状态"学说这一思想史角度考察这些理论的异同点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

霍布斯“自然状态”与罗尔斯“原初状态”比较分析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与罗尔斯的“原初状态”蕴涵着西方政治哲学中契约主义的浓厚色彩,“自然状态”和“原初状态”的不同假设和迥异的人性定位,导致了人们不同的公共选择,产生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政体形式:君主专制政体和宪政民主政体。他们的研究路径和推演社会契约的方法对后来的政治学流派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自然状态”下赫费“思想实验”的另一种运用——以霍布斯的国家主权理论为研究对象

从"自然状态"思想实验的特征出发,对于人们放弃自由以缔结一个能充当公共权威地位的政治国家,霍布斯是能证成的,但是在论证其国家主权理论时,按照霍布斯对自我保存的理论预设,毫无保留地将生命自由等基本权利都置于国家权力之下显然是不合乎逻辑的。从绝对自由的个人权利过渡到绝对专制的国家权力均将彻底消融自我保存的目的,因此,自然状态的思想实验并非仅仅证成了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同时还为人们的各项权利寻求到了形而上的依据,最终还论证了人民主权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