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自然神学的兴衰与现代性的兴起——以阿奎那和奥卡姆的思想为视角

基督教哲学自诞生以来就伴随着理性与信仰关系的争论。随着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发展,产生了认为单靠理性就能认识上帝的自然神学。唯名论的出现破坏了这一切,它不仅拒斥了实在论对共相的看法,也拒斥了经院哲学的上帝观和世界观并终结了经院哲学对理性与信仰调和的努力,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后果,现代性也由此发端。然而种种替代方案的失败标志着现代性危机的正式出现。人该如何在现代性危机与病症的包围下寻找到一条新的出路?显然只要人继续存在下去,这个问题就会一直困扰并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一切。

康德早期之自然神学批判

康德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始于1755年,而其关于自然神学的考察则早在第一批判之前的《一般自然史与天体理论》和《证明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中就已经显现。在前一著作中,康德在阐述上帝与宇宙秩序生成的关系时,反对因“上帝之手”的干预而形成事物井然有序的现状这一自然神学立场,主张用自然规律来解释宇宙万物的起源和运行问题。而在后一著作及同时期的诸多逻辑学讲义中,康德在承继前一理论的基础上,借助对事物“本质”“自然”等概念的分析,具体探讨了自然对象、自然规律及上帝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借助“可能性”这一概念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诚然,关于康德前批判哲学时期的神学立场,已有不少讨论,但“建构的万有在神论”(constitutive panentheism)这一概括无疑更为契合康德的思想主旨,而其批判哲学时期基于范导性原则之上的上帝理念,无疑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植物学》中的自然神学

19世纪中叶编译自林德利植物学著作的一部图书——《植物学》在中国出版,对中、日植物学发展均有重要影响。《植物学》中有丰富的但以前不大为人们重视的自然神学思想。《植物学》所依据的林德利的那部植物学著作中其实并不涉及自然神学,但《植物学》中的自然神学可以追溯到英国自约翰.雷到达尔文的自然神学传统。从更开放的心态来看,自然科学与自然神学的捆绑或科学与价值的结合不是一种缺陷反而是一件好事或者一种要求。

对当代自然神学合理依据的反思

自然神学曾是联系科学与宗教的纽带。本文着重讨论:由于休谟与康德在哲学上对自然神学的质疑,自然神学的哲学根基遭受重创;随即由于达尔文理论的出现,自然神学的立论成为多余;本文还以当代遗传学家柯林斯所走过的心路历程来印证休谟与康德的相关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智能设计论作出批驳。本文的结论是,无论是从哲学还是科学层面,自然神学在当今已难再承担科学与宗教间纽带的角色,科学与宗教间的渐行渐远将成定势。

论博丹国家主权理论的自然神学基础及其困境

博丹的"绝对主义转向"实质上是更换其国家主权理论的哲学基础,由历史主义转向自然神学。博丹的自然神学将上帝视为世界的创造者、第一因和第一原则,"存在巨链"完美地将世界联系为一个和谐的等级秩序,对政治哲学中的绝对主义国家主权构成了坚实的支撑。博丹的自然神学和绝对主义政治哲学内含的君主论、神义论、整体主义虽然难以对抗人民论、人义论、个人主义的现代潮流,但其中揭示的现代政治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被取消,经历了霍布斯、卢梭、黑格尔的现代哲学探索,仍然没有得到圆满的回答。

基督教的自然神学与人类中心主义——从过程神学的视角看

在全球生态危机的胁迫下,基督教在理论上的反应是建构自然神学。自然神学超越了传统神学的历史视野,将关怀扩展到整个造物世界。这就要求在观念上必须抛弃人与自然的二元论,克服人类中心主义。过程神学作为一种基督教的自然神学,以怀特海哲学为依据,从泛经验主义的观点出发,强调人与自然的连续性,为教会最新的"造物完整"提供了哲学论证。同时,过程神学也从《圣经》出发,坚持神中心主义而否认人类中心主义,按内在关系模式理解上帝和世界的相互作用。在实践中,过程神学作为一种真正具有包容性的自然神学,体现了生态学与社会学的双重关怀。

从西塞罗到奥古斯丁:自然神学及其局限

自然神学是现代基督教神学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本文试图从古典的语境发掘这个主题的现代性启示。本文分析了西塞罗和奥古斯丁关于自然神学的论述,指出他们基于柏拉图主义的共同背景所具有的一致性,也指出他们基于不同的政治哲学语境以不同的视野反思自然神学的局限性。籍着这种批评性的追溯,本文指出柏拉图主义的神学观念在希腊化和早期基督教时期所经历的转折。

自然神学与科学

自然神学与自然神论体现了宗教神学与科学在深层思考上的相通融性,这具体表现在理性统一性、终极实体性、时间与空间的极限等诸多问题上,宗教与科学有诸多对立,但这些对立的表象之下也存在着诸多通融性和互补性。宗教神学在诸多问题上启示和推动过近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

论阿奎那自然神学体系中人性学说的理论价值

托马斯.阿奎所建构的理性主义的自然神学体系对西方基督宗教思想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他的人性学说将人视作精神性的灵魂和物质性的身体所构成的特殊的复合实体,强调人的身心统一,充分肯定人的理性认识能力,高扬人的全整性和个体性。这种人性学说不仅成为其宇宙论中贯通整个存在体系的核心环节,也是他建构自然神学方法的起点,同时也为其建构伦理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奠定了基础。在现代,这种人性学说通过新托马斯主义的发展成为注重人的个体意识和精神追求的现代人学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

论朱熹的“理”——莱布尼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引义

莱布尼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一文为人们提供了从神学角度认识朱熹理学的样本。以之为出发,通过进一步分析理气关系、理之动静、已发未发、即物穷理等理学议题或命题,得到"理"同基督教的"神"之间的近似以及少许差异。特别地,通过界定"未发之理"并阐发其绝对静止与完满的内涵,不但申明了"理"的形而上本体地位,更勾勒出其信仰特征。

哈奇森道德哲学与自然神学:以启蒙运动为背景

启蒙时期,整个欧洲的价值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神学开始衰落,自然科学和自然神学开始兴起,社会的核心冲突也逐渐从宗教改革时期的宗教斗争转向议会限制专制君主权力的斗争(以查理二世时期的英国为例)。到了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由于产业革命的影响,人们转而关注全新生产方式所带来道德问题——个人恶如何导致公共善。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初期代表人物,建立了一套融合了新兴自然神学、自然法学,以及独创性的情感主义道德哲学的理论体系,并以此启发了休谟和洛克等当时的哲学家。

自然神学与近代科学的诞生

近代科学的诞生与基督教自然神学有着很深的渊源,而不只如默顿命题所言的限于宗教伦理层面。近代科学的理性精神来源于自然神学对古希腊理性的传承。自然神学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诸多方面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哲学基础,实际上是近代科学的“前科学”。

多玛斯自然神学中的形上之“善”

【引言】自然神学乃是相对于启示神学而言,后者以神的启示为依据,前者则完全根据理性的推理。故此所谓自然神学,就是不从启示的角度,而是完全从人的理性为根据,获致相关于神的知识及以此所建立的学说体系。可以说多玛斯·阿奎纳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位全面而系统性地阐述自然神学的思想家。在阿奎纳自然神学思想体系中,形而上学中的"善"是其建构自然神学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

身体新知:在自然神学与自然科学之间

18世纪以来,欧洲神学家大量运用自然科学的新成果阐释自然神学理论,如借用解剖学知识论证上帝缔造生命、规划自然秩序的合理性。他们构建的兼具神学与科学的身体观念在19世纪由西方传教士和医生传入中国。既有研究多强调西来新知的科学性面相,但忽略了其中所蕴含的传教诉求和殖民意识,故有必要从科学思想史的角度甄别自然神学语境下的身体观与自然科学框架下的解剖学之差异,进一步考察这套神学与科学混杂的“身体新知”在晚清中国的传播机制与接受情况。代表西方科学成果的生理解剖学知识,被传教士当作批判、否定中国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利器,在中国知识界和医学界都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士人和医生对外来的“身体新知”作出不同反应。维新士人较少受到带有宗教色彩的“造化论”的影响,但部分接受西人对中国身体观的批评。中医群体修正了原有的观察方法和认知系统,重构传统的身体观念,发起以中医科学化为标志的自改革运动。

约翰·雷的动物学研究与自然神学

英国十七世纪博物学家约翰·雷以植物学研究著称,但他在动物学上同样有显著的成就。他的鸟类、鱼类、四足动物及昆虫学著作,为这些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关于雷的著作本身以及其中涵盖的动物学知识,以及他对动物持有的看法,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本文将从这些问题入手来论述雷在动物学方面的成就,进而探讨动物学研究与雷的自然神学思想的联系,指出雷的研究进路在当代语境下的启示意义。

演化思想发展中的自然神学

自然神学的兴起与16、17世纪发生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密切相关。随后新兴的地质学和生物学催生了动态世界观,迫使自然神学经历了多样化的过程,但并没有威胁到它的生命力。然而随着演化思想的诞生和发展,自然神学的根基逐渐发生松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最终对在科学基础上建立宗教信仰的主张构成了威胁,尽管《物种起源》中的措辞仍旧为自然神学保留了解释空间。本文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演化思想与自然神学的交织与背离,期望对揭示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有所裨益。

自然神学与近代科学的兴起

自然神学是欧洲近代思想的底色,它对欧洲近代文化思想领域的影响和渗透是全方位的,其中也包括自然科学在内。与中世纪的思辨性相比,近代自然神学具有明显的实践性和实证性。基于这一特征,自然神学在近代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为近代自然科学提供了助力:一方面它给自然科学提供了价值观基础,另一方面它构成了某些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框架。客观认识上述两个方面,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及曲折性。

传统自然神学与英国自然神论

本文列举了传统自然神学与英国自然神论两种不同的神学流派,以及历史上对英国自然神论做出的反思。传统自然神学并不将上帝的存在视为需要证明的对象,而是隐含的前设;而英国自然神论却要在毫无前设的条件下,从自然界的实存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对此,怀疑论哲学家和视基督教为天启宗教的神学家对其做出了批评,认为上帝存在应当是论证的前提而不是论证的目的,而且在无前设的情况下从自然界去推导上帝的属性是徒劳的,不可能使人仅仅通过自然而理解基督教的上帝。

古典自然神学的论证意义与思想边界——从莱布尼茨的解释原则到休谟的证据批判

在现代早期基础主义和证据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莱布尼茨和休谟以不同方式对古典自然神学进行了审视与考察。莱布尼茨在肯定其论证效力的前提下,尝试在理性的论证原则和解释原则之间寻求平衡;休谟则依据其彻底的经验主义原则,对自然神学的论证合理性提出了证据批判。本文在比较两者对待自然神学的不同态度中,探究了理性原则在阐释神学形而上学命题方面的论证意义和思想边界。

从启示神学到自然神学——以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为视角

在基督教神学思想发展上有一个从启示神学到自然神学的发展过程。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是贯穿其间的一个主题。启示神学从启示出发到经验,虽不自觉但实际运用了理性,却又尽量地贬低理性的作用;自然神学从经验到信仰,自觉地运用理性并高度评价理性的地位与作用,从而实现从理性达到或归向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