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为自然立法”的视角反思因果、必然、规律与自由的关系

从康德倡导“人为自然立法”的视角出发,批判性地反思西方学界有关因果、必然、规律与自由关系的主流见解,可以看出围绕这些基本概念存在一系列的语义混淆,并导致了严重的理论缺陷。只有深入辨析因果、必然、规律之间的微妙异同,指出因果是事实自身之间的“影响—变化”关联,必然是人们的认知在描述事实时达成的确定性状态,规律是人们有关事实自身周期性关联变化的确定性认知结晶,我们才能合乎逻辑地论证,它们根本不像西方主流哲学主张的那样与人的自由势不两立,相反还以不同的方式构成了人们实现自由的前提条件。同时,这方面的拨乱反正工作,一方面向西方主流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将推动哲学领域若干难题的根本解决。

康德“人为自然立法”对我国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启示——学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体会

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是指康德为回应休谟的怀疑论,以人的主体能动性,赋予认识对象即认识客体以主体的意义,使认识主体具有了客体的性质,颠覆了传统理性主义认识论客观符合主观以及经验认识论主观符合客观的认识理路,创立了新的主体符合客体的认识论的新体系。康德的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对我国当下教育研究方法论具有重要的启示:一是对教育研究中的理论假设和应然理论框架,起到了方法论的支撑作用;二是对如何综合时下实证研究方法与思辨研究方法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混合研究方法,以取得更好的研究效果提供了启示;三是对解决当下我国教育研究中理论创新动力、能力和方法不足,推动教育研究的重大理论创新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康德“人为自然立法”主体性思想及其批判

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主体性思想强调人对于自然的中心地位,使人从自然中解放出来,具有革命意义。但是,由于它过度强调人对自然的控制和利用,及至近现代,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下的人与自然发生了分裂和对立,产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深刻的社会危机。对此的应对和解决方法就是树立生态文明理念,要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

试析康德哲学中的建构主义和表象主义——从“知性为自然立法”说起

建构主义和表象主义是知识论中的两种解决方案,而在康德哲学中,这两种方案是并存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通过主观演绎到客观演绎,最终得出了"知性为自然立法"这一结论。一方面,我们只能认识我们放到自然中的东西,认识对象是由认识主体构造起来的;另一方面,自然是表象的集合,通过表象对象才成为我们的认识对象。

审美目的论:康德为自然立法与为人立法的冲突与和解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以"目的论"和解了其理论中"人为自然立法"与"人为自身立法"的冲突,实现了自由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从而完成了整个批判哲学体系。在生态危机的困境下,康德目的论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性。

“人为自然立法”何以可能?——求知欲视角下的新阐释

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理念深刻触及了人如何认知事实真相的问题,但同时又由于忽视了求知欲指向确定性的内在诉求,包含着将这种立法仅仅归结为随机偶然的现象以及主张物自体不可知而陷入了逻辑自败的严重漏洞。实际上,一方面,认知能力有限的人们只有把求知欲指向确定性的诉求以必然性的方式加到事实上,才有可能理解对象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这种人为的立法既不会迫使对象符合认知结构,也不会扭曲对象的真相,而仅仅是帮助人们形成符合事实的确定性认知。所以,只有揭示了康德理念的深度悖论,我们才能澄清人们是怎样通过为自然立法的途径正确认知物自体的内在机制。

康德“人为自然立法”思想及其当代生态启示

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突出人类中心地位,对人类发展和改造自然的过程,解放人类思维方式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康德认为客观世界(自然)的必然性来自于人,而不是客观世界。但人类夸大自身主体性,停留在感性认识之上,对待自然寻求绝对的统治,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党的十八大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总体布局的高度。新时代下“美丽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等创新发展理念的产生和发展,为生态建设提供理论指引和解决方案。

论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

康德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发现并清醒地认识了人的"自我"意识的哲学家.他宣称"人为自然立法".事实上,这正是康德哲学的一个根本精神.在认识领域,康德高扬了科学对自然的主体性,从而人为自然立法;在实践领域,康德主张人应该超越自然,从而人为自身立法.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康的"人为自然立法"思想.

“人为自然立法”——高扬人类理性的命题

人类在与环境、与异已力量的抗争中崛起.回溯历史,入类曾不得不跪拜于自然的脚下,也曾在神鬼面前俯首听命。然而,人的骄傲本性驱动着自身挣脱受审者的镣铐。“人是万物的尺度”,“我思故我在”,“存在就是被感知”——哲人们在迷茫中求证着人类在宇宙中霸主地位的合理性.

究竟是“人为自然立法”还是“知性为自然立法”?

哲学家们的理论学说经常被浓缩为一个标志性的命题,例如康德的“知性为自然立法”,仅仅从这样的哲学命题出发来了解哲学家的理论学说往往会导致误解,尤其是当人们将“知性为自然立法”称为“人为自然立法”的时候,误解便在所难免了。我们只能通过全面把握哲学家的理论学说来理解其被浓缩了的哲学命题,尽量不要简单地从被浓缩了的哲学命题去理解哲学家的理论学说。

对康德“人为自然界立法”的思考

康德哲学理论体系的确立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人为自然界立法"是康德在其1781年发表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的,康德十分反对将人当成工具,他认为"人是目的",人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完善和完成,并且把人在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占主体性地位的这一思想进行了广泛的传播。

关于自然保护地立法的新思考

本文从新的利益冲突、实践经验、理论研究、执政者立法意志几方面分析我国目前已具备自然保护地立法基本条件和重要机遇,但也存在自然环境保护地立法的法学理论基础还相当薄弱、多学科基础支撑和衔接尚待加强等问题。指出我国自然保护地立法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立法体系,理想模式是"基本法+专类保护地法"模式,应是以自然保护地基本法为主干、以国家公园等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地法规规章为基础的立法体系,需要通过合理确定"国家公园法"的制度类型,同步开展"自然保护地法"的立法研究来逐步实现。

自然保护区立法的新思维

我国自然保护区立法目前存在部门利益难以均衡,对现行保护区规范不够,缺乏科学的分类分区管理体系等问题。我国对自然保护区立法,可根据自然类型区域单行立法,形成法律体系,以此降低行政管理成本;确定自然保护区管理原则为综合管理和分部门管理结合,强化管理机构,垂直管理;细化保护区规划制度,加强其法律约束力;建立保护区特许经营制度;明确社区共管、推进土地管理和公众参与管理;将保护区资金使用纳入到地方财政预算。

整体性思维背景下的我国自然保护地立法——以法律体系的建构与整合为视角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目前对于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最准确释明,但从目前来看,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程中相关法律法规的失灵和缺位,导致改革进程缺少足够的法律文本和法学理论的支撑。结合现实需求和政策导向,建立相对完善的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和动因。此前的自然保护地相关立法活动中,大多以部门主导的还原性立法为主,这导致相关法律立法层级低、适用范围小、利用率不高的情况长期存在于多种自然保护地的管理、保护工作中。在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建构、整合的过程中,应当更多地运用整体性思维进行全面考量和制度设计,以期达到自然保护地相关领域的行政主管部门有法可依、权责明确、高效运行的效果,进而建立起完整的在自然保护地基本法指引下的以"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区法等专项法律及各类地方性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组成的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

传统民法“公法私物”对自然资源立法的启迪——以构建自然资源基本法为着眼点

我国自然资源立法虽已基本成型,却依然存在着体系上和立法理念的缺陷。通过对传统民法上公物、私物的分类,以及宪法所有权和私法所有权的辨析,可得出需要从法律规范系统层面调整自然资源的结论。由此,依据资源在现代经济系统的重要意义,从构建自然资源基本法律规范系统的角度,揭示在我国"金字塔"式的法律系统中缺少作为承接宪法和各个自然资源单行法的具有基本原则性规定的《自然资源基本法》。在业已建立自然资源大部制管理的形势下,自然资源的重要地位更为彰显,制定一部《自然资源基本法》势在必行。

生态文明视野下的自然资源立法保护

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理性反思的产物,也是对传统文明的摒弃和超越,其核心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我国自然资源立法应体现生态文明理念。

生态语境下人的新定位——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转向

在生态哲学中过于强调自然界,反而对于人本身的关注不够。事实上,生态哲学的关键仍然是人,只有人完成向“生态人”这一角色的转变,才能真正进入生态哲学之中。生态人,就是自由、自主地决定要与自然和谐共处,自觉地成为“自然的看护者”的人类。人类怎样确认自己,就会如何塑造自我,而人在进行自我塑造的过程中又制约或推动着自然的走向,在当今时代,人对于自然的影响力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本文将从自然人—主体人—生态人,这三种不同时代下人之定位的转变,来阐述人在生态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自然科技资源共享条例的构建

我国现有自然科技资源共享立法存在诸多缺陷,难以保障自然科技资源共享机制的运行,制定自然科技资源共享条例是必然的选择。在此前提下,文章从自然科技资源共享条例的立法目的出发,论述了相关概念、基本原则和制度、管理和服务机构以及法律责任和救济途径。

琵琶湖国定公园法律制度及对我国国家公园立法的启示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保护地的最重要类型之一,但现有的法律制度存在分散性、非协调性等问题,不利于实现其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琵琶湖国定公园在日本自然公园中极具代表性,表现出以《自然公园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差异化”功能分类、“阶梯式”分区管控和“地域制”统一管理等特点,对我国国家公园立法具有重要启示。我国应该尽快出台综合性专门立法,完善配套法规,实施分类分区管理制度,并采取统一化管理模式,合理划定管理职权。

论西部开发中的甘肃环保立法

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我省面临着诸多环境问题 ,这将成为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要搞好环境保护 ,除认真执行国家制定的环保立法之外 ,还需要根据我省的实际情况 ,有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