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碳中和时代的学生自然责任伦理教育

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面临着的空前危机,以及呼吁可持续发展的“碳中和时代”以不可抵挡之势的来临,要求人类必须注重自然和未来社会的长远发展。在全世界共同应对生态危机的诸多方案中,教育是应对人类世以来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关键途径,而其所遵循的伦理方法是责任伦理。这种以自然为目的、强调行为动机善性与行为结果善性的“自然责任伦理”成为了拯救发展困境的理论指引,它强烈要求人类为自然永续发展负责。反观现实,当前自然教育效果有待提升,“自然缺失”的问题仍然比较严重,距离社会期待与自然教育的应有之义仍有较大差距。旨在培养青少年对自然负责的自然责任伦理教育是碳中和时代下的必然趋势,且能够实现自然教育效果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自然责任伦理教育的责任行动主体可以是集体也可以是个体,相应地,实施自然责任伦理教育也分为集体途径和个体途径。从个体层面来讲,作为社会公民的每一位个体,都肩负着履行保护自然的道德责任;从社会层面来讲,能够切实履行自然责任教育职责的实体主要是政府,其具体执行者又主要表现为政府举办的各级各类学校及其机构。自然责任伦理教育需要广大青少年关心自然资源及环境生态,认识人类社会之外的自然界的美,了解环境与动植物生存的关系,了解国家对于自然资源保护所付出的努力及取得的成就,明白个人对于国家可持续发展所肩负的责任,并且在生活世界中积极践行保护自然环境的责任。

论自然责任与角色责任

自然责任和角色责任是责任的两种基本类型,两者分别以人格和契约作为其内在渊源,以仁爱和正义作为其根本原则,以劝导和强制作为其约束机制。就双向关系来说,前者是后者的根源,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化、明确化和直接化。在现代社会中,角色责任是责任的重点。

诉求自然责任可以证成政治正当性吗?

在证成政治正当性时,很多研究者直接诉诸由国家提供和保护的重要利益。我们可把这种思路称作"政治正当性的利益进路"。利益进路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它与人们极为珍视的个人自主性原则相悖。一些人因此放弃了利益进路,另一些人则试图在该进路的基础上引入新的证成性因素,以期这种结合能够确立政治正当性。学者们引入的新的证成因素是人们担负的自然责任。韦尔曼诉求的是济难救厄的自然责任,而布坎南利用的是正义的自然责任。引入自然责任的确可以节制个人的自主性,但却面临着多重问题,仍不足以为政治正当性打开通道。

公民服从与政治义务——基于自然责任理论的探讨

统治与服从的关系是政治问题的核心,苏格拉底舍身取法的服从行为是公民服从义务的问题源起。自然责任理论主要是由罗尔斯提出和论证的,它主张在一个近乎正义的社会中,我们不仅对正义的法律,而且对一定限度内不正义的法律也有服从的义务。这一理论将政治义务理解为一般性的要求,约束着人们不考虑个体生命的特殊性,从而造成一系列理论困境。它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公民服从的问题,但极大地推动了当代理论工作者在此基础上的更进一步思考。

正义的自然责任与政治义务:从罗尔斯到沃尔德伦

根据罗尔斯的自然责任理论,公民的政治义务建立在正义的自然责任基础之上。罗尔斯的理论面临着无法解释政治义务的特殊性以及如何用一种非完善责任来解释政治义务等问题。沃尔德伦试图通过区分局内人与局外人并明确界定何为制度之运用于我们,但他不仅未能使罗尔斯的理论摆脱困境,而且引起了更多的问题。正义的自然责任可以用来证明公民并不负有政治义务。

自然责任理论能否证成政治义务

在证成政治义务的诸多理论当中,自然责任理论具有自身的理论独特性,那就是它诉诸政治共同体的自然特质,而这种独特性在正义的自然责任理论和乐善好施的自然责任理论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检视两种自然责任理论对政治义务的证成情况并对它们的证成效果进行评估有利于澄清这一问题。

乡镇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审计的思考

面临的困难(一)审计客观环境复杂。1.基础资料不齐全,数据准确度不够。现有的自然资源资产各项基础数据多以县(区)为单位,各乡镇均没有完整的当地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数据,自然资源资产的基础性资料严重缺失,且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也未编制出来.

从获得性义务到自然责任——罗尔斯政治义务理论的转向及其意义

与罗尔斯的其他理论相比,其政治义务理论受到的关注显然是不够的。尽管其思想前后不一致,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政治义务理论做出的贡献。今天所流行的某些政治义务混合理论或多元理论,不能说完全没有受到他的启发。

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进行资源环境责任审计——基于Y县自然资产负债表编制案例分析

如何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怎样实施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审计,是学术界和实务界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为我国北方X省Y县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实施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审计为主要线索,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构成内容、系列表格的结构与格式、各种数据的取得与计算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以此为基础,又进一步对实施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审计的基本程序,关于水资源、土地资源、林业资源、矿产资源在审计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其处理要求做出了严肃、认真的研究。本文还针对上述研究阐述了自身的体会,提出了可供参考的建议。

人的责任和地位——基督教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及其反思

历史学家林恩怀特20世纪60年代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将生态危机直接归咎于他所谓“最人类中心主义的宗教”犹太基督教。我们藉由林恩怀特的批评,并借助于《圣经》解释学方法,将文本解读和社会历史分析相结合,以人在其与自然关系中的责任和地位为焦点,反思基督教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与其说基督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不如说人类对其的误读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重要根源;误读的根本原因在于理性的狂妄自大,将基督教的上帝主权论曲解为人类主权论。进一步明确人在自然界中应有的角色、地位和相应的责任,是基督教在面对指责与非难时应有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也是当代基督教理论发展的一个方向。就人类通过自身对自然界的责任或义务而确立自身的地位而言,以儒家学说为参照对于理解基督教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不无裨益。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审计的博弈分析

本文介绍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审计的定义,建立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审计的博弈分析模型,并根据博弈模型分析的结果提出完善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审计的相关建议。

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问题分析

关于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问题,争论不止,缺乏统一的认识。然而,这又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很重要的问题。民事责任能力是民事主体享有的自己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只要是民事法律主体,就既有民事权利能力,也有民事责任能力,应承担责任。至于是否亲自承担责任,则依不同情况而定。

工程师伦理责任的历史演进

本文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阐述了工程师伦理责任的历史演变过程。早期的工程师责任就是绝对服从军队的命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程师手中技术力量的不断加强,其伦理责任开始由最初的忠诚责任向“普遍责任”扩展,并引发了专家治国运动;由于社会制度和自身的局限性,工程师的伦理责任又由乌托邦式的“无限责任”回归到现实的社会责任;到了20世纪中期,伴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产生,工程师从对社会的责任延伸到了对自然的责任。

罗尔斯的个人责任观及其当代价值

罗尔斯毕生追求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维护社会的公正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它需要国家与公民共同努力。因此,在实现这一理想的过程中,不仅国家要承担其对公民的责任,而且每个公民也应该承担其相应的责任。罗尔斯在其个人道德原则中阐述了他的个人责任观,他以两个正义原则作为其个人责任观的背景基础,详细介绍了自然责任和职位责任的主要内容,探讨了两种责任的区别联系。虽然罗尔斯的个人责任观遭到了学者西蒙斯的质疑与批评,但是它所产生的理论进步意义以及对现代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江苏吴中大自然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吴中大自然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系上市公司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师范大学科技实业集团公司及自然人共同投资设立的股份制企业，公司注册资本2250万元。

基于经济活动外部性的企业自然资源会计核算

企业自然资源会计有助于企业自然资源的会计核算与管理,为中国开展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责任审计创造条件,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德原则——美国哲学家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论析

美国哲学家利奥波德提出了伦理学的边界应扩展至大地共同体的大地伦理思想。他认为人在自然界的恰当地位,不是一个征服者,而应是共同体中的一个好公民。人类需要确立新的伦理价值尺度和道德原则,承担起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利奥波德这一新的世界观和伦理观的提出,对人类树立环境伦理意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刑事合规的本土化障碍与理论纠偏

刑事合规的推行存在着本土化障碍。单位犯罪中自然人处罚从宽、合规后仍成立单位犯罪、不合规未必构成单位犯罪,都成为事前合规难以推动的理由。原因在于,自然人责任与组织体责任并行模式是我国认定单位犯罪所接受的方案,该模式也应当成为理论认可的方案。责任并行路径拓宽单位犯罪的认定范围,为事后合规的广泛适用提供法理基础,也使我国单位犯罪双罚制与单罚制、法定与事实单位犯罪法律后果不统一的问题通过事后合规对公平正义的“二次分配”得以解决。事后合规作为刑罚替代措施不受报应论检验,因而单位承担预防责任而非道义责任构成“放过企业”的理由;而在“放过责任人”的问题上,承担过失责任的主管人员不应成为单位故意犯罪的惩罚对象,如是理解可以缓和与策应“重罪不起诉”的法理冲突与现实需求。

领导干部资源环境责任审计需求:理论框架和例证分析

资源环境存在委托代理关系链,由于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和业绩影响因素的不确定性,代理人可能产生代理问题,由于有限理性,可能产生次优问题。为了应对资源环境中的代理问题和次优问题,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得到建立。当生态文明治理体系中需要独立地鉴证代理人的资源环境责任履行情况时,资源环境审计需求就产生。这种需求具有权变性,不同的条件下,对资源环境业务合规性审计、财务合规性审计、信息真实性审计及制度健全性审计的需求不同。我国对资源环境审计的需求较强,并且,需要将资源环境审计结果与领导干部个人利益密切关联起来,在分工负责制的领导体制下,需要以领导干部个人作为审计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