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数据流动的自由与安全——数字贸易发展的双刃剑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境数据流动成为新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不仅促进了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和服务。然而,跨境数据流动还存在一定风险,数据作为信息资产具有高度敏感性,一旦遭到泄露或篡改,不仅会造成隐私权受侵犯,还可能产生严重的网络安全威胁。因此,如何在数字贸易发展中实现跨境数据流动的自由与安全,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跨境数据流动既是关键动力,又存在重大挑战。如何在确保数据自由流动的同时,有效防范数据风险也成为关键。实现跨境数据流动的自由与安全,需要各方通力合作,制定并落实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共同维护数字贸易发展的健康环境。

大规模侵权下侵权法价值变迁:从自由到安全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大规模侵权所致灾难性损害空前威胁着人们的安全。传统侵权法以平等的理性人为假设,以矫正正义为依据,坚持人的自由价值优先的理念显然不合时宜。因此,在大规模侵权条件下,侵权法的价值应从自由转向安全。这种安全不仅不再过分拘泥于基于自由意志的过错,而且注重救济,并以多元方式满足人们的安全需要。此时的安全也不再是单纯的个人安全问题,更关乎人类集体的安全。与此相呼应,侵权法更要对事前预防作出积极反应。

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的国际规制及其应对策略

数字时代,为摄取跨境数据流动所引起的“数据主权”“数据石油”“数据安全”和“数据自由”的最大利益,发达国家大多采取进攻性策略巩固其在全球数据流动中的霸权,而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基于有限理性和国家能力,被迫通过防御性的本地化措施予以应对。可以说,为维护数据跨境流动安全,各国采取的规制策略基本勾勒出全球数据治理格局的图景,也为全球数字治理路径的完善提供一种新分析视角。因此,本文通过审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制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的策略取向,分析不同规制策略适配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的结果,演绎出规制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的基本原则,进而在分析中国规制策略不足的基础上,完善中国规制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的策略框架。

香港国安法笔谈

香港国安法:寻求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的平衡自由与安全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在疫情期,人类经历了自由与安全、自由与秩序价值之间的冲突,不得不面临优先保护权利的选择。特别是后疫情时代,自由与秩序、自由与安全、尊严与自由等话题将成为影响法治发展的核心命题。香港国安法颁布后,对本法所体现的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之间的相关问题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与讨论。法律文本已公布,我们需要把相关问题的讨论纳入具体法律规范之中,并运用法律解释学方法合理解读规范内涵,在法律规范体系内平衡多元的价值冲突,以实现法治的目的与功能。

“合理隐私期待”标准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联邦最高法院将隐私权纳入第四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后,Harlan大法官在Katz案的协同意见中提出了“合理隐私期待”标准。只有公民的隐私权主张符合合理隐私期待标准,法院才会认定公民享有隐私权,政府的刑事侦查因侵犯公民的隐私权而构成搜查或者扣押。联邦最高法院在适用合理隐私期待标准的过程中又进一步提炼出一目了然原则、第三方原则、非法信息无隐私等具体化合理隐私期待标准的下位标准。为了维护自由与安全的平衡,联邦最高法院对一目了然原则和第三方原则进行了修正。联邦最高法院在修正一目了然原则时提出了Mosaic理论,其后,Mosaic理论又被联邦最高法院用于修正第三方原则。虽然合理隐私期待标准饱受争议,但不可否认合理隐私期待标准契合了隐私权的基本属性,并且具有很强的灵活性。鉴于我国隐私权保护的现状,应借鉴合理隐私期待标准,加强保护我国公民在刑事侦查中的隐私权。

反恐时代的德国反恐刑法论要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德国反恐刑法随着恐怖主义新态势和反恐新需求不断扩张。截至2015年,德国反恐刑法已从"9·11"前的参加恐怖主义组织罪,扩张至准备实施恐怖活动、接受恐怖培训、煽动和资助恐怖活动等实施恐怖袭击预备阶段的行为。反恐刑法所具有的这种强烈的预防性特征,难免使反恐"新问题"与刑法"旧原则"存在着紧张关系,寻求自由与安全的平衡成为反恐刑法永恒的主题。随着近来法国、比利时尤其是德国本土恐怖袭击事件频发,德国反恐刑法会进一步发展。

作为生命政治的自由主义治理术:对新自由主义危机的国际溯源

学术界通常将新自由主义视为晚近30年来拉美、亚洲和美国金融危机的祸端,但新自由主义却并未在危机中消亡,反而继续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盎格鲁国家及其追随国大行其道,个中原因值得探究。当代西方学者从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晚年阐发的“生命政治”与“新自由主义”两大概念入手,主张两者是两种不同但互补的治理理由,正是生命政治缓解了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新自由主义因此有了所谓的“韧性”。这一看法的问题意识、分析逻辑和结论并不洽切。在福柯那里,生命政治和自由主义并非截然二分,而是交织融合为“作为生命政治的自由主义治理术”,两者都源于“作为治理术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既是作为人口安全机制的生命政治得以建立的土壤,也是作为生命政治的自由主义治理术得以衍生的质料,更是自由主义治理术处理“自由与安全悖论”的抓手。而晚近30年来新自由主义的反常存续并非其“韧性”的表征,只是意味着,沦为全球化资本新身体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再次将现代西方社会内在的“自由与安全悖论”束之高阁,为了保全利己主义的利益竞争所定义的自由机制,为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霸权增殖,而更加依赖生命政治所定义的人口安全机制,更加依赖生命政治所包含的种族主义来决定内外政策,这加深而非缓解了现代西方社会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内在危机。

风险社会下的刑法价值观念及其立法实践

伴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刑法体系面临着由罪责刑法到安全刑法的转变。风险社会的刑法应将安全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考虑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和处罚的预防性。具体而言,就是在立法上通过增加危险犯的规定、将某些预备、未遂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构成类型、增设持有型犯罪以及刑罚适用重心偏向人身危险性等来发挥刑法控制风险的功能。但是安全刑法面临着自由与安全的价值冲突,追求安全应当在不过分干涉自由的范围内进行。

同意的道德性

西方政治思想中长期存在着契约论传统与辉格传统之间的冲突。前者依赖一种清晰界定、独立存在于前社会状态的个体权利的想象;后者则以一个真实的社会为起点,承认这个社会起源于历史的迷雾中神秘而不可知,没有任何权利可以优先于社会自身而独立存在。在该著中,毕克尔试图重建政法思想中的保守主义传统,认为契约论传统正在威胁着美国社会的自由与安全。毕克尔通过重新审视美国宪法中的公民身份、言论自由与公民不服从等理论问题,提出应将“同意”作为美国政治的根基,并进而将强调妥协与协商的保守主义传统贯彻到美国法治的实践中.

海峡无中线,战场在台湾

任何一个对全球发展格局与区域安全形势抱持着善良愿望的人,都不免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断崖式滑坡感到忧心。9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演说,短短的7分钟视频,不但先后11次将矛头指向中国大陆,要求联合国就新冠疫情对中国究责,还大秀肌肉,强调美国的繁荣才是全世界自由与安全的基石,并夸言在他任内美国是如何通过自身的实力在全球范围履行作为“和平缔造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