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主义视角看“四不”方针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报纸，新记《大公报》获得的殊荣离不开其先进的“四不”办报方针。笔者认为，要看透“四不”方针，首先必须了解“四不”方针的提出者——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三人的思想。作为深受自由主义熏陶的知识分子，三人提出的“四不”方针蕴含着大量的自由主义思想因素，而这正迎合了近代中国的思想潮流，促使新记《大公报》取得了辉煌成就。

胡政之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

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是胡政之新闻思想的灵魂之所在。随着社会政治局势的变化,胡政之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也一度出现变化。本文旨在探讨其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演变的脉络和原因。

四合,四不合——揭秘自由主义和胡适的中国宿命

一方面,胡适对自由主义的鼓吹,无疑给灾难深重、苦寻出路的中国吹来了西方所谓"自由世界"的熏风;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胡适却又在中国的现实土地上,壮志难酬、处处碰壁。本文旨在还原历史原貌,驱云祛雾,探究自由主义在中国大地的"合"与"不合",揭秘自由主义和胡适的中国宿命。

大公报“四不”方针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大公报是唯一一家拥有百年报龄的报纸。1941年,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唯一获得国际荣誉的报纸。

论新记《大公报》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在整个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有较大影响力的当属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公报》了,而把《大公报》推向中国报刊史乃至世界报刊史前端的应该是1926年9月1日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驾马车"合组新记公司接办的《大公报》时期。这个时期《大公报》实行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即"四不主义"办报方针和经营策略,才真正使《大公报》深得民心、名震中华、响誉世界。这种巨人的办报精神,对当今的媒体而言也有一种很好借鉴作用。

张季鸾与托马斯·巴恩斯新闻思想与实践比较——以自由主义思想为视角

张季鸾与托马斯.巴恩斯同为中外著名报刊主编,二者都以言论立报,归纳二者的新闻思想,都可以看到自由主义思想的烙印。张季鸾在初期坚持的'以自由为本的英美式报刊理念'

新记《大公报》“四不”方针新闻专业精神和现实意义

《大公报》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唯一一家拥有百年报龄的报纸。其"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是民国著名报人张季鸾在《本社同人之志趣》一文中明确提出来的,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新闻统制年代独树一帜,为当时的民众发出最强有力、最客观公正的声音。本文从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角度探讨"四不"方针,并探索在当今媒体改革中其专业精神的可行性及现实意义。

报网融合语境下的纸媒言论独立性研究——从新记《大公报》“四不”方针说起

在网络等新媒体的冲击下,报纸和网络言论的交互融合虽有不少成功的尝试,但作为报纸的旗帜和灵魂的报纸言论,其话语独立性及社会影响力却日益式微。本文首先阐述了报网融合的概念内涵,对我国报网融合下的纸媒言论发展现状展开梳理,并结合《大公报》"四不"方针,对纸媒言论独立提出了四点建议。

《纽约时报》和《大公报》专业主义比较

新闻专业主义萌芽于1830年以后出现的"廉价大众化报刊时代",形成于以《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独立报业时代"。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这一理念不断修正和完善,逐渐成为新闻行业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规范。与此同时,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中国大门以后,"西学东渐"之风随即吹进国门,"

论报界宗师张季鸾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

报界宗师张季鸾,传承"文人论政"的风格,奉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写就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新闻报道和社评,是享誉海内外政界、新闻界的杰出报人。"先穷而后工",他是第一个提倡将报人、记者作为职业身份的人,他一生的新闻实践展现了他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而今仍有启迪意义。

试析“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

新记《大公报》宣称其办报方针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实际上“不党”只是一种标榜,在不少重大问题上它与国民党蒋氏政权保持了一致;但由于其毕竟是商办报纸,在“不卖”,“不盲”上不无值得肯定之处.该报的办报活动情况复杂,用“小骂大帮忙”概括其办报活动、与蒋氏政权的关系,不够全面,说它倾向上矛盾很大要客观一些.

早期《大公报》办报理念对当代中国媒介文化转型的启示

早期大公报办报模式的核心是"四不"办报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它是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早期典范,对当下中国媒介文化的成功转型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张季鸾办报的核心理念

新记《大公报》著名的"四不"办报方针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美名,张季鸾在《大公报》此段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谓成就了新记《大公报》。本文通过具体事件探讨了张季鸾办报核心理念的缘起、体现和意义,以期对我国的优良传统进行颂扬,并对现代办报人有所启迪。

从《大公报》看中国商业性报纸的办报宗旨

商业性报纸的办报宗旨是要体现报纸的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属性。中国商业性报纸,兴起一时。《大公报》复刊时宣布的"四不主义"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在抗日战争期间,坚持"国家中心论",进行维护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有力宣传和报道,都体现了商业性报纸的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属性。同时,它以商业报的"文人论政"风格,开创了中国专业主义商业报纸的新范式。

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大公报》自创刊以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止由于其为民族解放和独立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更因为它关注新闻本质的专业精神。一份《大公报》留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许多可借鉴的瑰宝,受人传颂。

失落与重拾:“四不方针”的媒介记忆研究

经历了张季鸾逝世后国共对峙、"文革"等事件造成的"四不方针""媒介失忆"后,市场经济时代,由于国家的统战需要、地方政府的经济文化发展需要、媒体人的精神诉求需要,"四不方针"的媒介记忆被唤醒,并通过作为集体记忆"保温瓶"的媒介记忆四种形式表现出来,具体体现为作为教育、空间、内容和仪式的媒介记忆。新时代背景下,"四不方针"被赋予了为民情怀、正确导向、开拓创新、遵循规律的新内涵,"四不方针"的媒介记忆也将得以延续。

《大公报》的办报经验

中国不缺乏报纸,但缺少具有世界影响的大报,面对传媒"入世"的不期到来,以及电视和网络对报纸的冲击,报纸将如何突出重围。也许,作为中国唯一的一份百年大报,也是中国唯一一份享有世界级盛誉的报纸,《大公报》的办报经验会使现今的报纸媒体受到启发。

张季鸾《大公报》时期的独立报人思想

《大公报》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旧中国最负盛名的私营报纸。后新记公司以"吴鼎昌的资本、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文章"开创了《大公报》"三驾马车"驶通途的盛景,开辟了中国报业史上文人论政的新时期。1941年4月,

以《大公报》为例——小议民国时期的新闻客观性理念兴起的背景及特点

新闻客观性理念起源欧美报刊,随着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办报后也在中国广泛流传开来,新记《大公报》则是将新闻客观性发挥到极致的典型,那么客观性理念得以流传的背景是什么,又有哪些特点呢?

60年代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严重分歧

黄象品、熊吕茂在1989年第4期《毛泽东思想论坛》上撰文说,新中国成立的17年中,刘少奇与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都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特别是1962年1月,党的七千人大会以后,在对经济形势的分析估价上,刘少奇与毛泽东发生了严重分歧。刘少奇对当时国民经济严峻形势的足够估计,后被毛泽东斥为“黑暗风”,两者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1963——1965年,党在以主要注意力继续贯彻八字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