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消解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文化政治策略——斯图亚特·霍尔晚期作品的文化政治观及启示

斯图亚特·霍尔在晚期作品中分析了西方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霸权继续推进的态势,指出左翼社会主义者应当结合时代特点,肩负起批判新自由主义、传播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使命,并提出消解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文化政治策略。霍尔的分析对于我们认识新时代国际范围内意识形态斗争新特点、加强社会主义主导意识形态体系建设有重要启示。

新自由主义在教育中的含义和政治学

聚焦新自由主义、社会阶级、种族、性别和教育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回顾大卫·哈维、艾华·翁和斯图亚特·霍尔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强调从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社会学等多种视角来理解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性。以择校改革为例,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在教育中的实践、影响和启示。越来越多的批判教育研究关注新自由主义中的"择校"话题,对这些文献的研究表明,新自由主义通过社会阶级、种族、性别等多种形式对教育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这些影响错综复杂、并非此消彼长。最后,呼吁不仅要更关注反新自由主义的局部斗争,而且要重视反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整体进程。

伊肯伯里自由国际秩序思想评析

国际秩序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议程。约翰·伊肯伯里在国际秩序研究方面影响巨大,是自由国际秩序思想的代表人物。伊肯伯里自由国际秩序思想提出有其鲜明时代背景,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则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伊肯伯里对自由国际秩序的内涵、演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也分析了霸权与自由国际秩序的关系,这对美国内政与外交产生了广泛影响,引起了学界争鸣,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国际战略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2010年以来中美对缅政策的比较分析

2010年以来中缅、美缅关系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本文通过缅甸国家本体安全和经济发展角度,比较中美对缅政策,探究中美对缅政策的不同效果。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在坚持尊重缅甸身份政治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满足了缅甸本体安全需求;同时中国坚持合作共赢推动两国经济共同发展,不断满足缅甸对经济发展的需求,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基础。与之相反,美国在自由主义霸权战略的指导下,对缅甸输出民主,美国对缅经济政策也为此服务,肆意干涉缅甸内政,无法满足缅甸国家本体安全与经济发展需求。

中国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

尽管许多自由主义秩序的拥护者迟迟不愿意承认,国际秩序的危机和衰落却早有先兆。自由主义霸权之后出现的世界秩序既非单极也非多极,而是一个复合世界。就中国而言,自由主义秩序的危机及复合世界的出现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在国际事务中提高自身领导力的机会,也促使中国在重塑全球和地区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此外,自由主义秩序的衰落为中国提供了深化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机会,它们正寄希望于减少对西方的依赖。虽然存在机遇,当前世界政治中存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

中国的新综合性视野和远瞻性愿景:“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投行

中国在将近两个世纪之中一直都被困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窘境:现代西方既是其帝国主义敌人也是其发展模范。在其近现代历史中,一再从完全拒绝西方转到完全模仿西方的极端。如今,近乎两个世纪之后,中国终于逐步走向了一个新的综合性视野和远瞻性愿景,既采纳源自其反帝革命过程中的优良传统,也采纳其西式现代化经验中的优点来想象、推进中国的未来。这个改变很好地体现在中国最近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所组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但西方学术仍然多局限于其源自冷战时期中的善恶分明和对立的视野,一再将不择手段地谋求和使用权力的动机投射于中国。即便是中国自身的学术,由于西方政治学传统中完全聚焦于权力及其运作的论析的影响,大多要么忽视了中国不同的,既是道德化的、也是实用性的思维方式,要么仅是官方话语的转述或阐释,不多考虑其实际运作和远瞻性愿景。我们需要更清楚地了解中国的新设想来更好地认识其最新的经济发展进路和其对世界未来的新综合性视野和深层的远瞻性愿景。对比新设想和最近十几年的农村发展战略,我们可以更清楚和完全地看到两者间的巨大不同。

大国博弈、国际秩序与米尔斯海默的历史逻辑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国际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一种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在形成之中。冷战后,福山预言的“历史的终结”并未出现,查尔斯·克劳塞默判定的“单极时刻”也在消失,而米尔斯海默警示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却正在重演。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国际政治就是大国政治,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驱使大国为了生存与安全而追求权力最大化,但任何国家都难以取得全球霸权,大国之间处于永无休止的竞争状态,而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和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21世纪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坍塌和大国关系的恶化,似乎验证了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历史逻辑。事实上,米尔斯海默的历史研究和逻辑推理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产物。中美博弈或将成为两种不同历史逻辑的博弈,这就要求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在阐释中国对外政策时能够超越米尔斯海默的视野,更多地汲取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经验,构建起一种新的大国兴衰与博弈的阐释体系。

美国在阿富汗的“国家建设”缘何失败

阿富汗是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背景下实施“国家建设”的主要对象。基于考察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相关政策及其实施情况,可以认为美国在阿富汗展开的“国家建设”缺乏切实可行的目标和连贯明确的战略,很多政策相互矛盾,资源投入严重不足,在政策执行和机构协调等方面问题重重。美国在阿富汗的安全重建受到“反恐”和“反叛乱”军事行动的主导,削弱了阿富汗社会和普通民众的安全感,重建援助的“军事化”问题突出。在政治重建方面,美国不顾北方联盟和部分国家的反对,在阿富汗推行总统制,这一选择与阿富汗政治传统和文化不相适应。美国绕开阿富汗中央政府进行援助导致出现“平行政府”,破坏了中央政府权威。在经济重建方面出现“双重寄生体制”,对农业和乡村地区的发展支持严重不足,难以有效应对毒品经济问题。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高估了中亚国家与阿富汗的一体性,也缺乏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资源投入。根本而言,美国在阿富汗的“国家建设”缺乏道义基础,难以获得阿富汗民众的支持,与阿富汗政府倡导的“阿人所有、阿人主导”的和解进程存在诸多冲突,彰显了美国权力的傲慢及其“自由主义霸权”战略的深刻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