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的父子伦理叙事

20世纪90年代的父子伦理叙事从"人民伦理大叙事"中解放出来,实现了真正的自由伦理个体叙事。90年代小说中的父亲给人一种更加日常、更加真实的感觉,他们不再像五四文学那样常被拿来做旧文化的象征,也不像先锋文学中的那样,为了印证"暴力""人性恶"的诗学把父亲写得残暴、丑陋不堪。父子伦理叙事的叙事视角也变得更加多元,除了以子辈的身份来言说父亲,以父亲的身份来言说子辈,还有从旁观者的视角来同时打量父子,"审父"和"审子"并行不悖。之所以"父子伦理叙事"在90年代会发生这样一些变化,与作家整体的文化立场及伦理观念的转变有关,他们从以前的"启蒙立场"和"精英立场"转向了"平民主义立场","父子伦理叙事"因此不必承担过多的文化象征重负和意识形态重负,从而使90年代小说父子伦理叙事成为植根于社会现实的"当下生存"叙事。

不屈的生命之歌——《我的童年》叙事伦理分析

中国现代自传通常采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言说反传统群体的使命感,以叙事来规范和动员个人的生命感觉。而萧军的《我的童年》则通过时空的模糊性和对个体复杂性的主观化阐释,依照个人的自由意志和价值意愿来整饰传主的生命体验,体现了自由主义的个体叙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