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诅咒的命运?——从自由公共领域到数字公共领域

西方世界自18世纪以来,公共领域经历了自由公共领域、有组织的公共领域和数字化公共领域的三次转型,今天正处在数字公共领域阶段。如何看待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包容与商谈的关系可以作为理论的坐标。以参与者的包容的普遍性和意见形式的说理性特征来衡量,自由的公共领域具有较强的说理性,但具有精英主义特征,劳动者和妇女被排斥在外,议题被限制在财产权和人权范围,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性质。在组织化的公共领域中,国家和组织取代了个人成为公共领域的主要参与者,公共舆论和意见被自上而下地控制和操纵,民众虽然在法律上被赋予了参与的权利,但实际上却被剥夺了发挥作用的机会,因而它是一个弱包容和强控制的公共领域。数字公共领域时代,虽然更多的人被赋予了自我表达的机会和手段,但公共领域日益陷入了分裂和冲突,成为非理性情感和欲望表演的空间,因而是一个强包容和弱商谈的公共领域。如果说,包容性与商谈性的统一是公共领域的理想,从自由公共领域到数字公共领域的演变是否表明:公共领域参与空间的扩大必然带来其质量和品质的下降?这是我们时代面对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