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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受诅咒的命运?——从自由公共领域到数字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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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汪行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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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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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3期28-37,共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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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A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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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西方世界自18世纪以来,公共领域经历了自由公共领域、有组织的公共领域和数字化公共领域的三次转型,今天正处在数字公共领域阶段。如何看待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包容与商谈的关系可以作为理论的坐标。以参与者的包容的普遍性和意见形式的说理性特征来衡量,自由的公共领域具有较强的说理性,但具有精英主义特征,劳动者和妇女被排斥在外,议题被限制在财产权和人权范围,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性质。在组织化的公共领域中,国家和组织取代了个人成为公共领域的主要参与者,公共舆论和意见被自上而下地控制和操纵,民众虽然在法律上被赋予了参与的权利,但实际上却被剥夺了发挥作用的机会,因而它是一个弱包容和强控制的公共领域。数字公共领域时代,虽然更多的人被赋予了自我表达的机会和手段,但公共领域日益陷入了分裂和冲突,成为非理性情感和欲望表演的空间,因而是一个强包容和弱商谈的公共领域。如果说,包容性与商谈性的统一是公共领域的理想,从自由公共领域到数字公共领域的演变是否表明:公共领域参与空间的扩大必然带来其质量和品质的下降?这是我们时代面对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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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自由公共领域
组织公共领域
数字公共领域
现代性
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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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free public sphere
organized public sphere
digital public sphere
modernity
Haber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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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C913
[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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