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紧急处置中的自由决断权

自由决断权是治安紧急处置中的一种客观存在,但长期以来,由于观念上的束缚,在实践中有的现场处置人员,往往不能正视并正确有效地使用这一权力,导致处置过程中机会的丧失,甚至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本文力图通过对自由决断权中有关问题的理论研究,来启发人们对自由决断权的理性思考。

意志的创造与堕落——奥古斯丁《论自由决断》的内在统一

《论自由决断》通常被看做奥古斯丁早期思想发展的哲学基础,但现代学界对之的解释却大相径庭。依据奥古斯丁晚年的回顾和反思,本文试图表明,这部作品的前后3卷在论证上是内在统一的,都旨在论证人类意志的堕落下降,并不存在着从“早期”到“晚期”、从“乐观”到“悲观”的两个奥古斯丁;不过,奥古斯丁的早期思想的确发生过重大变革,集中体现在其解释《罗马书》的作品中。

先秦儒家自由观及其现代价值取向

先秦儒家自由观肯定人具有“自由决断”能力,并在人的行为结果中自然呈现,是以“择恶”成为人行为的可能指向。而以“善”为价值原则来规范人的现实行为,可以赋予人生秩序和意义;以“修己”改造人欲,可以使其涵泳道德理性精神。同时,在规矩准则的订立中考量人情人性,使其可内化于人的生命。先秦儒家自由观为思考现代人如何处理自由与人生秩序及意义之间的关系提供理论参考。

奥古斯丁对古希腊自由观的终结及其效应——兼谈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奠基之路

古希腊的自由之思显现为对善本体的辩护。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性的选择与意愿行为的讨论,虽然已经达到了古希腊自由观的一个新高度,但未达到将自由视为哲学至上原则的地步。奥古斯丁对基督教原罪论的哲学阐释,使肇始于自发、自愿意义上的选择与意志的自由决断发生本源关联,终结了古希腊的内在自由之思,完成了将内在自由外化为绝对命令的中世纪转向。

奥古斯丁的意志概念

奥古斯丁的意志概念是多义的,涵盖受感性刺激产生的当即情感、欲求,对感性对象所属一类事物的倾向性追求,到最终针对某个符合倾向性意愿的个别对象的行动意志。行动自由意义上的自由选择仅仅是行动意志是否自由的判定条件,奥古斯丁非常清楚它与罪责归属的关系。但因为他逐渐在追求低等的世俗善好这一宽泛含义上界定罪,自由选择不再是他关心的重点,源于意志的认可和拒绝即自由决断成为判定罪的实质条件,这包含在对一类事物加以认可或拒绝的倾向性意志中。尽管倾向性意志始终具有双向的可能,但就其而言的意志自由不再指自由选择,而是指决断的自发性。奥古斯丁的原罪指的是认可世俗善好作为人生目的的必然性,它源于意志,且并未否定以什么手段实现世俗善好的自由选择。至于意志的决断究竟属于作为独立官能的意志还是理智,取决于是在恶的本源的形而上学语境还是个体归责的伦理学语境中谈论意志。

论康德的意志概念——兼论“实践理性优先”的思想来源

意志概念不仅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基石,也是理解其形而上学的一把钥匙。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开宗明义:人类理性本性和人类理性能力之间的角力,构筑了形而上学这一战场。"战场"比喻揭示了理性与形而上学的本质关联。理性是一体两面的,包括本性与能力。本性即意愿,更确切地说,理性本性实指作为实践理性的意志;而理性能力就是思辨的理论理性或认识能力。关于二者的关系,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明确指出,实践理性优先。这是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何以可能的根据。若要考察康德的意志概念,就必须探寻"实践理性优先"的思想渊源。中世纪的意志主义,尤其是奥古斯丁的自由决断思想对康德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康德提出"实践理性优先"的主张。

英国1974-1983年公共秩序法:发展与建议

背景在过去的十年中,社会动荡不安。这时期以发生于1974年6年15日红狮广场的骚乱和凯文·盖特利的死亡开始;到最后,电视每夜都播映煤矿工人大罢工的场面,罢工引起了大规模的骚乱,其延续时间及严重程度或许在本世纪是无与伦比的。①在中间的几年里,在索撒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