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程序中的媒体自由--一种政治社会的解读

侦查程序中的媒体自由并非简单的程序技术问题,而是涉及无罪推定、实体真实与舆论自由等价值目标的优先序列。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各国依不同的司法价值取向采用了三种程序模式。但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不能仅限于法律制度层面的分析,而必须追溯中国刑事司法体制背后的权力运作模式,即作政治社会的比较分析。媒体与侦查之间的依附性、排斥性以及互为工具化源自于时下的权力策略,而唯有功能复位、重构话语系统方可回归比较法意义上的模式选择,进而实现公共空间的功能互补。

媒体自由的伦理学原则解读

媒体自由是社会进步的证明。媒体自由是一种价值理念,蕴含着伦理责任。媒体的市场化,曲解了自由理念的初衷,媒体有意疏忽或抛弃了内在于自由之中的道德使命和责任。依靠道德力量与行业法规的共同作用,重构媒体自由理念,使自由的媒体勇担社会责任,做真正符合自由理念的事情。

网络媒体的过度表达自由与规制——以公共危机为视角

近年来我国危机事件逐渐增多,不仅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大损失,而且严重危害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些危机大部分是由网络媒体的过度表达自由直接或间接引发。本文引用气象学中的"蝴蝶效应"来描述网络媒体的过度表达自由生成和扩散公共危机的现象,提出了协同合作治理的概念,以构建政府、网络媒体运营商、第三方组织、网络言论主体四方共同合作治理的模式。

自由媒体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与对策——以维基解密与美国政府的博弈为例

维基解密等自由媒体提倡一种绝对的言论自由,并实行较为宽松的审查制度,不再受到传统媒体的局限。由由媒体往往通过批露大量的独家新闻,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因而不可避免地与国家信息安全产生冲突。从长期来看,政府首先要加强自身的信息保护机制建设,与国际信息安全合作,以阻断自由媒体的信息来源并减少其生存空间。就短期而言,如美国政府就采用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技术全方面的组合拳,特别是利用主流媒体引导舆论与转移视线,并通过法律等方式占领道德的制高点,将其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媒体自由与金融发展关系研究

媒体通过将公司及市场信息传播给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进而对金融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选取1993-2010年期间63个国家(或地区)的观察值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媒体自由度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媒体自由度对金融发展水平有显著的影响,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第二,媒体自由会影响各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总规模和金融市场效率,但究竟主要是影响金融中介规模还是金融市场规模,因各个国家(或地区)而异。

刍议我国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媒体新闻自由之冲突与衡平

公众人物隐私权和媒体新闻自由在我国都是需要极度保护的权利,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天然冲突,需要国家法律法规和配套设施进行规制和平衡。本文通过介绍相关概念,指出两者的冲突形式,对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并提出建议。

论媒体自由与公正审判的实现——以职业伦理为视角

媒体自由与公正审判是现代社会追求的两大目标,但过度的导向性媒体报道会严重影响司法过程的公正。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起司法系统和新闻媒体间互相尊重的工作关系。从职业伦理角度出发,通过分析新闻职业伦理和司法职业伦理的冲突与重合,能够从根源上找到媒体自由与公正审判出现冲突的原因。英国、美国对确保公正审判和媒体自由作出了极大努力,虽然方式都有不足之处,但为我国探索符合国情的媒体自由与公正审判的对接提供了有益借鉴。

媒体自由失范的成因和防范

本文阐述了媒体自由失范的概念,分析了媒体自由失范的表现形式和成因,提出了防范措施。一要完善新闻机构的内部规章制度和严格流程执行,从制度上和流程上杜绝和减少造假和失实的发生几率;二要界定产权和适度放权;三要建立完善的大众监督机制;四要提高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

媒体与司法良性互动的构建

媒体可以监督司法的公正,防止枉法裁判;但也会影响司法的公正,形成舆论审判。媒体评论可以推动司法进步,也可能损害司法的权威。各国实践对处理媒体与司法的冲突已形成各有特色的模式,构建我国媒体报道自由与司法公正间的良性互动应以保障媒体自由优先为原则,只在特殊情况下予以限制。

论我国司法与媒体良性关系的构建——基于美国经验及有关国际文件的视角

司法和媒体是民主法治社会中的两支重要力量,然而两者关系有时处于紧张状态。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优先保护媒体自由的原则。有关国际文件规定,司法对媒体自由的保护是原则,限制是例外。为解决我国司法与媒体的紧张关系,一方面,司法机关应转变观念,完善并落实司法公开原则;另一方面,应为媒体建立救济机制,同时媒体应加强自律和职业道德建设。

论自媒体时代隐私权的保护

当人类进入了以博客、微博以及微信等为载体的自媒体信息时代,作为言论自由的延伸,具有先天表达自由的优势,但从某种程度上讲,一旦自由表达超越了其合理范围,则会出现与隐私权的冲突。所以,有必要立足于自媒体表达自由与隐私权冲突的社会现实,通过制定网络隐私权的专项法规、增设专门的网络隐私保密机构以及创新隐私权保护的技术化等措施来加强对隐私权的有效保护。

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如何破局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促进了新媒体的产生和发展,面对新媒体的迅速扩张,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新媒体究竟是朋友还是对手?是墨守成规还是互利合作?如何打破现有的僵局,是所有媒体人都应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法国媒体何来对中国的深度敌意

西方的“政治正确”是一道看不见的火墙，是制造传媒恐怖主义的“暴君”。它不仅规范着西方媒体自由的“度”和“界线”，而且规范着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是杂合西方中心主义遗产和冷战意识形态的敌意，是一种最为可怕的僵化和禁锢。这种禁锢正在摧毁法国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由精神，这也是法国曾经伟大的文化今天日益趋于单一和褪色的主要原因。

国外档案新闻集萃

荷兰:“先驱—女性摄影”展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荷兰国家档案馆举办的“先驱—女性摄影”照片档案展因强调性别平等、媒体自由以及新闻的重要性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荷兰教科文组织委员会的赞助。该展展出了荷兰国家档案馆馆藏的19世纪至20世纪90年代各个时期、各种流派的43位女性摄影先锋的创新作品,如作品《科隆酒店》表达了摄影师格尔达·塔罗(Gerda Taro)对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担忧。

对台湾新闻自由的批判

本文通过对台湾地区所谓的"新闻自由"的深入剖析,指出新闻自由的"政党"和"商业"色彩表明,在台湾新闻自由有被利用之嫌。当新闻自由成为各媒体政治偏差和利益追求的挡箭牌时,媒体会沦为政党、财团捞取政治和经济资本的工具,普通民众的媒体接近权则根本无法获得。

媒体的疑难案件:一种比较法的视角

如何处理公正审判同新闻自由间的矛盾是无论何种形式的司法系统都面临着的一个挑战。本文将目光投向了时常被主流文献所忽略的大陆法国家规制庭审前新闻报道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着重介绍了这些国家对于诉讼参与人个人名誉与尊严的保护。通过对美国的协调方法、英国的保护主义模式,以及欧洲大陆国家禁止的立场的比较分析,为各国在新闻自由、司法公正和诉讼参与人的人格利益中找到一种合理的平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媒体与传播创新应该研究什么样的问题——数字化时代的研究议程

20世纪最后20年起,传播以技术为中介,从模拟向数字化转变,对人类沟通产生重要影响。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为(数字化)创新。本文从规范的角度重新审视媒体与传播研究对创新的认识,并在此概念上发展出创新研究议程。这项研究议程根据民主公共领域要求而设,分五个层次:结构条件,内容生产,传播和媒介经济学,分布与传递,以及使用和用户体验。传播创新研究(CIS)应该对传播创新进行跨学科研究,评估和测量诸如自由、平等、多样性、团结和参与这些民主价值观的改进或退化情况。

媒体在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中的责任

随着信息技术与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以电视、网络为主体的新媒体从诞生到壮大,逐步替代了旧媒体的传播方式,无论是广播、报纸还是期刊,作为旧媒体时代唯一摄取信息的渠道也在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这种以新媒介为主体的传媒生态和传播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媒体已不再是单纯的新闻工具。滚滚而来的媒体浪潮在改变传媒业自身的同时,也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但是,在追求信息时效的媒体环境下,受利益至上的市场经济冲击,只为博得眼球而不加以筛选就报道的新闻层出不穷。新闻给人们带来的不只是消息,更多的是后续产生的社会效应,而这种效应一旦是负面的,后果将难以估量。因此,重视媒体的社会职能和社会效益,强调媒体在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中的责任,是提高社会道德文明程度和建设文化大国的重要一环。

现代社会体制下的媒体传播

全文通过探讨生存于政治体制中的传媒发展,媒体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以网络为首的新媒体在民主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来挖掘在现代中西方社会体制下的媒体传播意义。

法院如何追究媒体责任

在现代社会中，司法独立和媒体自由。是社会正义的两块基石，互为依存，缺一不可。不应该厚此薄彼，更不应该由一方面限制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