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学术活动视域下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实践探究——以自由学术报告会为例

课外学术活动具有开放性和科学性,可作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育模式的一种重要补充。在当前研究生教育培养过程中,仍存在学生缺少质疑精神、探索精神和实践精神等问题,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自由学术报告会以课外学术活动形式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推动学生广泛调研、鼓励学生深入探究,对于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具有独特优势和价值。

略论大学的自由学术和学术自由

大学自由学术和学术自由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理论原理的哲学知识就是自由学术;康德则认为应该在大学中给本身就是目的的"哲学部"以充分的学术自由。其实践意义在于形成西方大学重视理论知识的理性文化,奠定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以此意义反思中国的大学教育,我们的大学存在文化短板与制度缺陷,既不重视理论知识的价值,也没有良好的学术自由制度保障,需要进行文化变革与制度创新。

蔡元培校长的学术自由观与自由学术观

蔡元培校长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学术自由观念帮助他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将北大发展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自此一直保留着学术自由的传统并且受益于此。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蔡元培先生的学术自由观念是建立在他的自由学术观念的基础之上的。他是中国大学历史上少有的几位具有鲜明的自由学术和自由教育思想的校长之一。通过对他的自由学术以及自由教育思想的发掘,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自由学术和自由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

自由学术与世界一流大学情结

中国一直盼望着有自己的大学能真正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相关的论文和论著也有很多。然而中国拥有世界一流大学的瓶颈到底在哪里?笔者认为对自由学术重视程度才是问题的关键。诸如牛津、剑桥、哈佛、耶鲁、斯坦福等世界顶尖大学无一不非常重视自由学术。诺贝尔奖和世界一流大学几乎是密不可分的。从对诺贝尔奖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自由学术是何等的重要。

倡导自由学术之风——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核心所在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高等教育改革创新是我国21世纪面临的重要战略任务。分析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抓住改革创新的问题所在,是论述的重点。倡导自由学术之风是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核心所在。

龚书铎谈学术自由学术平等

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龚书铎教授,应广东省历史学会的邀请,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就学术自由、学术平等诸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龚书铎教授说,学术自由是学术繁荣的前提,应当全面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学术自由,允许人们对学术问题进行自由探讨。而自由与平等是一对孪生兄弟,

高校教师学术自由权利的范畴与边界

高校教师学术自由是高校及教师个体自主选择研究问题、按照科学规范进行学术研究、发表研究成果,以及在课堂上就授课内容讲述与之相关的研究结论的自由。作为个体的教师既享有校内的学术自由,也享有校外的学术自由。其中,校内的学术自由包括课堂内的学术自由和非课程的学术自由;校外的学术自由包括作为普通公民的学术自由,以及开展学术交流、探讨和举行学术讲座的自由。学术自由的限度意味着高校教师不能跨越学术自由的边界去发表言论或研究成果,这个边界的划分需要依据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的有关规定。有时,边界是模糊的,需要管理部门作出专业判断,例如:高校教师在课堂中不得宣讲与课程主题无关的研究问题;不得跨界对有争议的问题发表意见;在校内对公共问题发表的言论也存在一定的界限;教师作为管理人员或决策者发表的言论也需要注意分寸等。

中国大学学术自由发展脉络与精神重构

中国大学学术自由并非完全的“舶来品”,而是根植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孕育于中国学术组织发展。中国的学术自由萌芽于稷下学宫和书院等古代学术组织中,历经近代动荡时期兴盛与束缚的矛盾状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起伏与革新,并随改革开放而稳步推进,成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学术自由已然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并得到相关政策制度的支持和保障。然而,学术界尚存学术评价体系过度量化、学术管理制度僵化、学术工作市场化与学术不端频发等问题。因此,学术界需重申学术自由,明确其内涵与边界,推动法治化建设,平衡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基于我国优秀学术传统重构学术自由精神,加快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步伐。

学术自由理念的反思与重建——基于康德自由学说的思考

当前人们关于学术自由历史、含义、案例等方面的论述,基本上把学术自由视作一个由他者给予的行动空间:它是外界给予的,是在与他者斗争中争取出来的,过分强调对外部干预的排斥或对外部资源的依赖而忽视对自身的要求;学术自由被描述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动空间,无关道德,所有学术行为都将得到学术自由的辩护,从而可能滑向对学术自由的滥用。这些都要求走出“薄的自由理论”,以更厚重的自由学说为学术自由奠基。康德哲学以人的自由为核心关切,分析康德自由学说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别样的自由图景:一种出于自身理性的庄严承诺。自由具有先验性、法则性和义务性,基于康德自由学说,学术自由从根本上意味着一个道德原则,它预设着正直、胜任与谦虚,表现为学术勇气、学术担当和学术宽容。

美国大学教师学术自由权的制度保障

学术自由权是大学的生命线。美国大学学术自由权的制度实践表明,学术自由权与美国大学教师共荣共 生,并不是当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受到侵害时才需要它。以职业安全来保障大学教师学术自由权的终身教职制度是 美国学术自由制度的创举,具体而言,美国大学教师学术自由权的制度保障包括谴责名单制度、终身教职制度以及集体 谈判制度。

高校学术权力的异化表征与归正路径

学术权力既是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重要内容,也是大学组织的基础权力。然而,当前我国高校学术权力的异化现象较为严重,这种异化的负向力量会降低公众对于学术权力的心理预期,进而影响高校治学管理和学术研究顺利运行。高校学术权力异化主要表现在高校学术权力主体异化、高校学术权力活动异化、高校学术权力配置异化及高校学术权力监督异化等方面,高校学术主体道德失范、政府过多干预高校学术管理、高校学术权力行政化色彩和高校学术权力法律地位缺乏独立是造成高校学术权力异化的主要归因。回归高校学术权力的本真要义,应进一步规范高校学术权力主体行为、明确高校学术权力运行规则、协调高校“学术”与“行政”权力关系及健全高校学术权力监督机制。

自由的张力: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忠诚宣誓

在国内外学界,忠诚宣誓总体上是一个较受忽略的贯穿于整个美国高等教育史的话题。虽然它与学术自由密切相关,但其历史更为悠久。忠诚宣誓往往源于不同时期的政治和宗教对高等教育的现实性要求,是高等教育与美国社会互动与纠缠的体现。施行忠诚宣誓,高校和政府都有各自的原因,而面对忠诚宣誓,高等教育机构、专业组织、高校教师虽展现了他们的抗争,但也有沉默。考察忠诚宣誓面前的各种困惑、两难和退让,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认识高等教育在社会中遇到的现实张力。

开放获取S计划合规路径中的学术自由问题研究

学界处理欧洲S计划和拉丁美洲开放获取关系的不同方式显示了S计划引发的学术自由争议。通过将证词、解释和市场正义作为学术自由的价值基础,可采用数理方式分析S计划对欧洲和欠发达地区学术自由的不同影响。尽管量化分析存在同质化处理各类非正义现象等问题,但可得出如下有益参考:S计划执行之初,证词、解释非正义程度与学术自由下降程度呈反比,这可以解释我国对S计划的温和态度;S计划全面执行后,需要通过其他开放模式多维度转变认知非正义问题,以保证学术自由持续提高;地区间数字鸿沟会逐渐增大,维持了既有科学生产的政治经济结构;需要加快促进重要期刊开放获取,以保障学术自由高质量提高等。但是,S计划依然为开放获取提供了一种符合当前学术语境的温和过渡样式。在加入S计划方面,我国需持审慎态度,探索新型开放获取模式,同时在推动认知正义、减弱西方资本主导下科学交流系统的权力地位、减小数字鸿沟等方面可做出积极贡献。

美国学术自由的多重博弈:以拉铁摩尔事件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拉铁摩尔事件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最为著名的学术自由案例之一。通过对拉铁摩尔事件相关历史档案资料的综合考察可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作为利益相关方,在拉铁摩尔事件中表现出复杂的态度,从多重博弈的视角看,美国高校学术自由观念在演进过程中呈现出复杂历史面相,充分表明美国私立大学在学术自由理想与多方利益复杂博弈的现实困境之间的态度立场。

《语言科学》刊发论文的学术规范

在《语言科学》创刊一周年之际,本刊曾推出《〈语言科学〉刊发论文的学术规范》一文。此后每年,为加强学风建设,保障学术自由,促进学术交流、学术积累和学术创新,规范语言科学研究工作,《语言科学》都会重新发表《规范》的修订版,与学界同仁共勉。本文的撰述是《语言科学》编辑部为致力于语言学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的学术规范所做的一种尝试;也有增加本刊编辑过程的透明度,敬请广大读者与作者加强对本刊工作监督之意。学术规范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建设,希望我们大家共同遵守,共同推动语言学学术规范的建设。由于这方面的学术规范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本文尚存在不少问题,欢迎读者们提出进一步的建议。本文的撰写参阅了国际上一些有影响的刊物的规范与通行的标准,还吸收了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

论重拾大学教师的学术寂寞

寂寞与自由是学术的内在要求,也是德国古典大学观的核心理念,最早由洪堡提出,并为其他大学所效仿,促进了德国及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作为学术组织,长期以来被视为“象牙塔”,悠闲而超然于社会,呈现寂寞的学术品格,彰显着学术自由。但随着社会发展,大学由社会边缘走向中心,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站,摆脱了过去“纯科学”研究的特质,超越象牙塔是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此外,科技发展、社会进步导致人们的工作生活节奏加快,在市场逻辑渗透下,忙碌、喧闹成为社会常态,人们置身于浮躁之中,即使最需要清静的大学也不例外,教师对学术的坚守受到侵蚀,在学术的功利与喧嚣之中寂寞不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发挥大学学术自由探索的优势

根据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多为大学教授这一事实,论证了大学最具备基础研究所必要的学术自由探索的氛围和条件。指出中国当前大学学术自由探索的潜在优势没有受到重视,基础研究的大学主业地位没有得到确认;所提倡的大项目、大平台、大团队的方式实际上是追随研究机构在发展和应用研究中的做法,忽视了大学自身的核心能力,是大学科学研究工作的错位;认为当前大学科学研究工作实际上遵循任务导向的战略思路,偏重发展和应用研究、强调团队精神和“攻关式”战术;建议采纳基础设施导向的战略思路,以基础研究为主,改善软硬件环境,促使研究个体充分发挥学术自由探索精神,采用“散兵式”战术。

21世纪美国宪法学术自由的进展与挑战--以“格鲁特案”与“加赛迪案”为例

学术自由在美国被视为一项宪法权利历来备受关注,其发展曲折且争议不断。进入21世纪,格鲁特案(Grutter v.Bollinger)和加赛迪案(Garcetti v.Ceballos)是司法领域中对宪法学术自由产生重大影响的典型判例。格鲁特判决的意义在于"机构学术自由"权利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更高认可和尊重;加赛迪判决的影响在于"个体学术自由"权利面临新的不确定风险。宪法学术自由在"机构"与"个体"之间境遇迥异。

学术自由:现代大学制度的奠基石

现代大学制度以促进知识生产为根本目的,要求以保护学术自由为起点,以完善大学自治为基本条件。德美两国在保护学术自由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探索,从而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典范。德国自柏林大学开始,就确立了学术自由原则,通过宪法、讲座制和公务员待遇等来保护学术自由。美国自大学教授联合会成立之后就把维护学术自由作为使命,而联邦最高法院判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最终形成了以终身教职制为特色的学术自由保障机制。借鉴国际经验,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注重学术自由立法,运用法治来捍卫学术自由免受各种侵害。

我国“学术自由”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发展中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本文通过全面回顾国内关于学术自由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 ,对学术自由的含义、起源、条件及其所涉及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