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与规制之间——两大法系自由心证主义比较研究

诉讼正义实现的基础在于案件真相的发现。就案件真相的发现模式而言,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虽然发展历程彼此相异,但却殊途同归。前者经历了从绝对自由的证明到相对自由的证明;后者经历了从绝对不自由的证明到相对自由的证明。现代两大法系自由心证主义以自由与规制、真相发现与抑制主观随意性为最重要的特征。两大法系对自由心证的合理规制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自由心证与法官依法独立判断

自由心证与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没有必然联系,自由心证更不等于自由擅断。现代自由心证已经克服了传统自由心证擅断的弊端,既强调法官的自由判断,也强调法官应遵守法律的规定以及判决结果和理由的公开性,是法官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依据良知和理性行使自由裁量权,从而形成法官内心确信的过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依法独立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吸收了现代自由心证的合理因素,体现了主客观的统一,符合现代民事诉讼的发展方向。

自由心证原则的再认识:制约与保障——以民事诉讼的事实认定为中心

在我国,对于自由心证原则,人们不仅在基本涵义方面还存在一些误识,而且对于自由心证原则的应用,特别是如何制约与保障方面缺乏系统和深入的认识。更缺失针对民事诉讼语境下的具体认识。针对民事诉讼的具体情形进行比较深入地探讨自由心证原则运用的若干问题,重点是这一原则的制约和制度保障,有助于深化民事诉讼法对自由心证原则的制度建构和实践运用。

追证与印证——论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的客观化及其路径

自由心证本身的消极性需要自由心证接受规则制约和外部检验,即要求自由心证的客观化,这已成为当代各国自由心证制度发展的基本动向。追证可能性是西方国家自由心证客观化的基本路径,其具体内容包括扩大上诉审、强化逻辑规则和经验规则、加强证据规则的适用和明确证明标准。根据我国司法实情,印证证明模式是我国自由心证客观化的理性选择和必然要求。印证证明模式要求建立可操作的具体证明标准,确立体系性的证据规则,坚持"孤证不能定罪"的原则以及加强裁判文书对心证形成过程的公开程度。

自由心证:证据评价方式和标准

自由心证是司法裁判人员认定证据和事实的一项原则,是现代司法证明的方式,它不仅符合诉讼认识的真理性,而且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要使自由心证最大限度地接近、符合客观事实,防止心证恣意,要有健全的制度和司法人员较高的业务素质与能力作保障。我国应当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这一原则。

足球、裁判与法律——以录像裁判和“自由心证”为视角

裁判的执法历来是足球场上的焦点之一,常为球迷观众所非议。这其中电视录像是否可以作为裁判执法的依据更是个备受争议的话题。结合足球裁判执法与法律上法理、诉讼等相关主题的相似之处,加以剖析,说明引入电视录像作为裁判判罚的依据弊大于利。进而,针对足球裁判执法方式与法官断案“自由心证”模式相类似的特点,提出一系列的制约和保障措施,以利于裁判制度的完善。

论自由心证的客观化——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过分强调心证的主观性,忽略甚至不讲心证的客观性,是自由心证制度的致命缺陷。为了克服这一缺陷,就必须实现自由心证的客观化。自由心证的客观化,随着自由心证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而不断地向前推进。但是,目前自由心证的客观化依然是不彻底的。只有把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的诉讼证明观引入自由心证,才能彻底地实现其客观化。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自由心证制度驳议——以民国司法档案为据

我国内地法学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证明方式和证据规则一直存在不同观点,对于其诉讼法律规定的自由心证制度,有的持"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制度混合论",有的则斥之为"伪心证论"。通过对民国司法档案中大量诉讼案例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自民国初年以来,从法定证据制度向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的演进,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基本完成,法官依据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作出自由判断和认定事实的情形,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已经普遍存在。

现代诠释学视野下的自由心证

现代诠释学主张,受“前见”限制的文本解释,通过一种视界的融合,在“商谈模式”这一民主化程序的约束下,实现了文本意义的不断生成。作为一种方法论,现代诠释学有效克服了传统认识论的主客二分的僵化认知模式,解决了人文社科领域的认知难题,恢复了“人”在其中的主体地位。用现代诠释学的视域来审视自由心证,则后者存在的合理性不容低估。

论证据裁判主义与自由心证的衡平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证据运用的形式与实质的矛盾凸显了对证据裁判主义和自由心证进行衡平的必要。以证据裁判和自由心证同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必备条件的现代证明模式的确立是实现衡平的基础。衡平的基本路径除了对自由心证制度的准确定义外,需要重点关注证据规则体系和具体规则设计的现代化,以及达成证据规则"软化"或"硬化"的程序控制方法。

自由心证的现代发展及在我国的科学构建

证据制度在诉讼法学中的基础地位是由诉讼自身的特点决定的,诉讼过程是运用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自由心证制度已从传统走向现代,并逐渐为世界各国所认同。作为一项证据制度,其内在的科学品格突出,在诉讼中的价值维度是多方面的。其对于克服法定证据制度之弊端,发现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具有不可轻视的作用。我国应吸收和借鉴自由心证之有利因素,在有效克服其弊端的基础上,予以科学合理的运用,积极构建我国的现代自由心证制度。

足球裁判自由心证及其对证据自由裁量的分析

运用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等方法,对足球裁判裁判证据的形成和认定进行了法理性分析,认为裁判在比赛事实判断中运用自由心证及其对证据自由裁量是足球裁判活动中核心内容之一。在此基础上,界定了足球裁判自由心证和证据自由裁量的概念并分析了两者关系,分析了足球裁判在临场执法中因自由心证而产生的实践问题,最后提出提高足球裁判自由心证准确性和规制自由裁量权的相关途径。

自由心证原则:历史发展、现实处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初步将自由心证原则确立为法官审查判断证据时的标准,这与以往的法官秘密心证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立法上的规定并不表明自由心证原则成为当然的现实。从自由心证的产生和发展来看,自由心证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事实的多样性又会造成法官运用自由心证的擅断和随意,因此,有必要设置规范法官对事实作出判断的规则,从而形成完整的自由心证制度。我国虽在立法中逐渐接受并确立起自由心证原则,但是相关的配套制度并不完善,加之司法实践的惯性,导致自由心证原则的实现尚存在不少制约因素,这要求我们切实把握自由心证原则的精神,提升立法水平,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从而将该项原则落到实处。

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的科学品格和价值维度

自由心证制度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为世界各国所认同。作为一项证据制度,其内在的科学品格突出,在诉讼中具有多维价值。因此应积极构建我国的现代自由心证制度。

论现代自由心证的确立及保障和制约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应当说从立法上正式确立了我国现代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为保证法官形成心证时享有的“自由”不被滥用熏就必须制定相应的心证形成保障和制约措施。

自由心证制度模式考察——一种比较法的分析

自由心证制度以证据的自由评价模式为核心,同时包括所有规制自由评价的规则和制度。两大法系近代证据制度都以证据的自由评价模式为核心,采用的都是自由心证制度,但是由于事实裁判者、诉讼机制、审理形式以及法律传统等诸方面的差异,两者在规制自由评价的措施上迥然有异,形成自由心证制度的两种模式。

自由心证:主义、技术与救济

自由心证主义在产生之初,是作为法定证据制度的对立物出现的。但在发展的过程中,自由心证主义逐渐蜕变成为合理心证主义。其主要表现就是建立了一些自由心证的约束机制,如经验法则、论理法则、法定证明力规则、法定的证明标准、法官的资质和身份保障等。此外,还需要建立对法官自由心证内容的外部审查和救济机制,主要是判决理由公开制度和上诉制度。这些思想,对于我国证据制度的完善具有指导意义。

违约可得利益赔偿的证明标准之完善——兼论可得利益认定的自由心证制度

违约损害分为所受损害与可得利益,司法实践当中二者获得赔偿的程度并不相同。在我国,所受损害一般都能较为顺利地得到赔偿,而法院却很少判决赔偿可得利益损失,原告实际得到的赔偿通常只是其要求的一部分,使得非违约方的损失不能得到完全赔偿。这一局面的形成既有实体法上的原因,也有证据法上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在实体法上对于违约可得利益的性质及其赔偿规则加以探讨,另一方面也需要研究违约可得利益在证据法上的特殊性。就后者而言,我们认为违约可得利益的根本特点是相对确定性,由此决定了应当区分违约可得利益损失的事实与数额,从而适当降低其数额的证明标准。另外,德国与日本等国的《民事诉讼法》关于损害赔偿数额认定的自由心证制度值得我们借鉴。

论自由心证的哲学基础

当今社会自由心证已经成为一项世界性的刑事诉讼制度,但在我国它至今仍被认为是主观唯心主义而拒绝。实际上这是一种基于对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主义哲学形而上学理解而产生的偏见。自由心证证据制度较好地解决了证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证明过程的法律限制的矛盾,它既遵循了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赋予法官在判断和运用证据的理性思维活动中的充分主观自由;又适应了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把刑事证明过程纳入规范、文明的程序之中。消除成见,以真正辨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研究和借鉴自由心证是加速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科学化的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