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社会变革中的自由文化与新女性形象的视觉表现

在20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中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都经历了空前的变革,女性意识也随之萌发和觉醒,文章从此入手,梳理了在社会变革和中国妇女解放思想影响下的新女性视觉形象的表现,以及之后抗战时期的革命女性形象的视觉表现。

浅谈美国自由文化的具体体现

美国人崇尚自由民主，自美国独立以来近三百年时间里一直贯彻自由民主思想，并以此作为执政理念。本文将从美国人日常生活、自由创词、接纳外来词汇三方面，结合美国历史来分析美国自由文化，并从中吸取优点，发展中国文化。

劳动的异化与重塑:从人的文化自由本性谈起

文化作为现代哲学的重要研究方向,自由作为人类长期以来的生活追求,两者在社会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不断交织作用而逐渐显露间接生产类本质倾向。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作用下,人的精神生活同样遭受了异化的经历,文化的自由本性因资本增值而被扭曲,人的文化和自由在生成过程中被片面化地发展。现代对于文化以及自由的急剧发展促使人们摆脱资本的控制,剪除异化劳动对人的文化及自由追求的限制,以确立人消灭异化劳动而寻求人自身文化独立的道路。

从自由民族主义到自由文化主义——威尔·金里卡的少数族群权利理论

自由民族主义是自由主义试图包容民族主义的创造物,是近20年来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发展的主要成果之一。但自由民族主义在其证成和实践内涵两方面都面临一些困难。威尔·金里卡的自由主义的少数族群权利理论不仅完善了自由民族主义的核心论证,而且较好地解决了多民族国家中国家民族主义与少数民族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此外,他还把他的理论应用于多种文化群体,把自由民族主义发展为自由文化主义。

贵州长征文化资源与虚拟现实技术融合育人的价值意蕴及理论依据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虚拟现实技术已成为助推教育变革的关键技术。贵州长征文化资源丰富,实现虚拟现实技术与贵州长征文化资源的融合育人能有效解决省内长征资源分布差异带来的教育不平衡,增强长征文化的育人亲和力,增强长征资源的活态传承,助推数字化时代长征精神的大力弘扬。虚拟现实技术与贵州长征文化资源的融合育人顺应了马克思主义科技引领发展的要求,契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符合建构主义、心流(沉浸)理论的教育思想。

论“自由的文化”与“文化的自由”

对文化作哲学研究,要研究"自由的文化"、"文化的自由"以及它们二者的关系。"文化"自身的自由在于"明道"、"弘道"和"寻道"。"文化人"的自由在于塑造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自由人"是以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作为个人自由发展条件的人。"文化人"是以开放思想、创新理论和高尚道德影响他人的人。"自由人的文化"与"文化人的自由"在互渗互动中发展。

文化多样性与文化自由——兼论人文发展的文化观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并严重威胁着文化的多样性存在,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问题受到普遍关注,人们从各个视角论证文化多样性存在的合理性。人文发展观以选择与自由的视角看待文化多样性,认为文化多样性是实现文化自由的前提,而文化多样性并不存在固有的价值,它的价值则由文化自由来衡量。身份的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方面,文化自由要求承认多样性文化身份的存在与人们文化身份选择的自由。

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研究——文化自由主义的幻象

文化自由主义被当作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理想形式,并积极地构建了一个以特殊性为基调,以自由价值观为导向,以多元文化为形态的新文化体系。然而,文化自由主义内容上的偏袒性、目的上的殖民统治和逻辑上的变态,揭示了文化自由主义的实质是民族——帝国主义文化,文化自由主义的自由是被民族——帝国主义文化霸占了的自由。深入地研究文化自由主义后,我们将看到文化自由主义所招致的一个更为致命的暴力形态——客观暴力,客观暴力的存在使得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理想形式变为幻想。因此,文化自由主义只不过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一种"文化快感"而已,认清文化自由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金里卡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评析

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是在政策推动和理论争论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具有如下特征:族群差异权利是理解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关键;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所讲的少数族群权利不仅指"认同"或"承认",而且包括"再分配"或"利益";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并不对立。金里卡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对于改善少数族群及其成员的不利处境,进而实现国家和少数族群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其自由主义的立场,使其理论呈现出过分强调自主性的道德一元论倾向、对文化多样性内在价值的忽视,以及对社会团结的潜在威胁等局限性。

文化自由、文化自律与文化他律之辨

文化自由并非一个抽象而独立的概念,必须借助于其他概念方能准确得以理解。文化自由、文化自律和文化不自由(文化他律)这三个范畴共同构成了理解文化自由问题的整体性框架。文化自由度的大小取决于与之相对应的文化自律度和文化他律度。如果一个社会存在良好的文化自律机制,那么,每个人都能够相对充分地享受个人的文化自由,而根本无须第二方约束和第三方约束。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良好的文化自律机制,那么,每个人虽然刚开始时或许确实能够比较充分地享受个人的文化自由,但迟早会因为社会运行成本过高而不得不诉诸第二方约束和第三方约束。如果一个社会完全缺乏文化自律机制,那么,每个人都根本无法充分享受个人的文化自由,而必须诉诸第二方约束和第三方约束。事实上,无论什么样的具体文化情境,总是存上述三种约束机制的某些组合,从而使社会运行总成本达到最小化。但问题是,每种文化约束机制都有自己的阈值。这意味着,当某种文化约束机制大大偏离其阈值之时,其他两种文化约束机制必须付出非常巨大的代价,才有可能产生接近于三种文化约束机制共同运行时所能实现的效果。所以,在充分考虑现实情况的背景下,最理想的文化约束模式是:三种文化约束机制都能够同时扮演分量相当的角色。总而言之,我们不可能抛开文化自律和文化不自由(文化他律)来抽象地单独讨论文化自由问题,因为实践中的文化自由往往是通过文化规制来界定的。当代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忽视文化自律,漠视文化他律,而只是单纯地追求和争取所谓文化自由的行为无益于中国的文化繁荣和社会稳定。无论哪种文化约束机制,只要大大偏离其阈值时,那么,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态环境将付出非常巨大和沉重的代价。

“文化自由主义”的理论张力及其启示意义——评徐复观的“儒家自由主义”

徐复观是现代新儒家之一,他努力发掘儒家思想与现代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相通的思想内涵,将自由精神看作是一切民族文化创造的根本精神,认定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创发了自由社会的人物。为了与现代西方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相区别,笔者将徐复观的自由主义思想称之为"文化自由主义",其特征有三点:第一,他在将自由放在宽广的文化创造背景上加以讨论,使自由成为一种普适的价值,从而构成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对话的共通性的正面价值。第二,这种"文化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强调"我的觉醒"或曰"自作主宰",凸显个人意识之觉醒。第三,这种文化自由主义不是不关注政治自由,而是把政治自由看作是文化自由的特殊表现形态,并将政治自由放在德性自由与知性自由的基础之上,使政治自由获得坚实的人性基础与知性的基础。徐复观的文化自由主义有其理论上的优势,但这种自由主义未能区分政治自由中积极与消极自由的不同性质,对于政治生活中个人权利的尊重与落实缺乏足够的关注。

金里卡论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国际化的可能性

金里卡针对当前在处理国家与少数族群关系的问题上,国际社会致力于把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输出到"后共产主义"和"后殖民国家"的趋势,提出证明这种趋势合理性的四个假设。他对其中的一些假设进行了批驳,从而对西方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后殖民国家"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但从长远来看,他对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的全球普及充满信心。像西方很多自由主义者一样,金里卡的思想具有很强烈的普遍主义倾向,这是我们应当警惕的。对其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我们应当批判地借鉴吸收,而不应当盲目套用。

自由主义的中国本土化——中国文化自由主义的兴起

"文化自由主义"虽已有人提出,但学界对这个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系统明确的阐述。"中国文化自由主义"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以自由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立场分歧突显其自身;二是以文化思想来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思维方法;三是思想、言论自由是它的外在表现形式;四是对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以及怎样形成中华民族现代文化有其独特的见解,并对其发生机制及其最终衰弱下去的历史文化因素力图进行系统的阐述。

自由的文化

全球化正面临最为严峻的挑战，但问题往往又与经济无关，与全球化相关的问题来自社会、民族、文化，后一点尤为重要。一九九九年，这些争论在西雅图的混乱中浮出水面，最近在达沃斯、曼谷和布拉格还能听见回音。其中的论点是：

钱穆的文化自由主义

近代思想史上,学者对自由主义的关注常常停留在西化派知识分子身上,近代中国命运多舛,政治自由主义在中国并未能成功,原因多归结为救亡压倒启蒙。而西化派知识分子所提倡的"自由"却很少被质疑。自由的内涵除了政治自由主义,更有文化的自由,文化自由体现着传统儒学中特有的自由观念。梳理钱穆对西学的看法,可以感受到文化自由的观念与精神。文化自由实可以作为对政治自由的补充与制衡,展开儒学与自由主义更为内在的对话。从传统学术的精神中发掘出的文化自由观,将可以开创出儒学中西会通新境界的良好平台。

科技创新团队文化自由对其绩效影响研究

团队文化作为科技创新团队的精神与灵魂,对团队绩效的影响不可忽视。通过文献的分析与总结,对科技创新团队文化自由与团队绩效的含义进行界定,对科技创新团队文化自由构成要素和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提出假设并进行回归分析,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回归分析结果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团队氛围、团队包容性、团队领导风格与科技创新团队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自由宽松型团队氛围、较强的团队包容性、授权式团队领导风格显著促进创新绩效,而对常规绩效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从而得出科技创新团队文化自由与团队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较高的文化自由度能促进科技创新团队产生较高创新绩效的结论。

费耶阿本德文化自由观管窥

费耶阿本德从批判科学的专制出发,把科学定位为是而且仅仅是工具之一,认为文化应该是多元共生的,无论是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权,这具有积极而又深远的意义。

马克思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与自由主义文化的比较

自由主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种重要思潮,经历了发生、发展、衰弱的复杂历程,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亦发挥过重要作用,产生过多种影响。但其最终还只是历史的过客,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即对自由主义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的较量做了简要分析。

试论张东荪的文化自由主义——以《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为例

张东荪受到中西学的双重影响,他的思想主张充满了中庸的色彩。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解散民盟,标志政治自由主义的失败。张东荪对民国的宪政失望至极,不得不放弃政治自由主义。但他继续坚持自由主义,提倡文化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最后因其主张的空想性和不可行性,而宣告破产。

冷战时期学术组织的意识形态透视——以“文化自由大会”为例

产生于冷战背景下的“文化自由大会”承载着西方意识形态的鲜明色彩,其针对战后欧洲地区盛行的共产主义思想开展意识形态斗争,这一过程主要经历了从反对极权主义到倡导“意识形态的终结”两个阶段,并且通过温和而有效的意识形态渗透策略逐渐消解欧洲的共产主义思想,亦帮助美国成功推销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因此,当前我国加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和学术组织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扩大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