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信任、自由法治国家与市场

“信任产生自值得信任的行为，其在社会中是否存在取决于该社会的习惯、习俗以及规范——简单地说取决于文化。”——《信任》，福山著。

论自由法治国和社会法治国中的行政法

在从自由法治国到社会法治国的转变过程中,德国行政法的观念和方法也发生着革命性的改变。自由法治国通过宪政国家予以实现。国家目的排除公权力行使的福利增进,行政任务为在市民社会内的秩序维护,行政法采严格的法律实证主义方法论,是以干涉行政建构起的关于无目的法律形式的公权力行政的学说。社会法治国通过行政国家予以实现,国家参与社会公正的产出和公民自由的发展,行政任务更有在工业社会内的积极给付和引导,行政法实现实证主义法律形式与元法律行政目的的统一,是以社会形成性行政建构起的在行政法律形式中嵌入行政目的学说。

论马克思的自由法治观

在人类法治史中 ,马克思无疑是一位思想巨匠。他的法治思想是对传统法治思想的继承 ,但更多的是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在笔者看来 ,重新审视马克思的自由法治观 ,探索法治的实质价值 ,对我们的今天的法治建设有重大裨益。笔者以时间为线 ,以伟人思想发展为脉 ,重新解读马克思的自由法治思想 。

以自由看待权利 以权利看待法治——读杨春福教授《自由·权利与法治》

杨春福教授《自由·权利与法治——法治化进程中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研究》一书综合运用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多维视角透视自由,提出"自由主义视野下的权利",包括两层主要涵义:自由主义以权利为基础,权利以自由为核心。书中着重分析了权利的法定性,明确划分法治的显性要素和隐性要素,并将权利的概念纳入作为系统工程的法治的各个组成要素。该书锁定公民权利和法治社会两个核心概念,指出法治社会的基本标准即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理性架构,具体地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界限;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法治社会的核心评价标准,即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程度。

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由主义法治思潮初探

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由主义法治思潮以当时的民主宪政运动为背景 ,以中间党派及自由知识分子为主体 ,其目标是通过议会主导的权力分立的政体设计 ,培育国人的法治观念与习惯 ,以达到制约政府权力、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法治之境。笔者以为 ,自由精神与权利意识的缺失是近现代中国宪政与法治建设屡遭挫折的原因之一。因此 ,总结与反思半个多世纪以前盛极一时的中国自由主义法治思潮 。

法治自由价值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意义

在历时态视野中,法治的自由价值理论从古希腊到现代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期间经历了分裂与整合,在内在逻辑上包含三种价值观:一种是重视社会自由的集体主义式的法治价值观,从古希腊开创经近代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继承与发展,到现今的共和主义;一种是重视个体自由的自由主义式的法治价值观,如洛克和孟德斯鸠等开创、哈耶克等发展了的自由主义的法治价值观;第三种是马克思开创的个体自由与社会自由相统一的全面和谐的法治价值观。实践证明,第三种价值观最终成为人类应对法治的危机与困境的共同追求。从中国法治发展的状况看,确立马克思式的以个体自由与社会自由相统一的全面和谐的法治观,对于寻找中国法治发展困境的症结所在具有重要意义。

析罗尔斯自由的法治观

罗尔斯认为,自由是制度所规定的各种权利和义务的总和,所以法治和自由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将法律看为争夺权益而制定的产物,而应将它看作是试图实现正义原则而规定的最好方针,具有道德的功能,整个法律和正义的哲学就是以自由观念为核心而建构起来的。概言之,自由的法治观是罗尔斯法治观的主要特点。

让法治为城市建设定规矩

法治城市是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重要载体,既反映了法治国家与法治政府的承接,也实现了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统一,还体现了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的呼应。法治城市建设应遵循一定的法秩序规则,让权力制衡、权利保障和程序规范等各个构成要素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相互制约、相互协调。

社会法治的理论分析及其影响

社会法治作为基本法治原则,对立法、行政、司法任务的嬗变产生深远影响。社会法治为解决自由经济社会的弊端、公民基本生存权利的国家保障提供了理论上的正当性与合目的性。社会法治作为特别法治原则,可作为宪法原则使用,其目标在于促成社会安全、社会公平、分配正义。社会法治的行为范式为给付行政,要求国家提供最低限度的生存照顾。社会法治系对自由法治的超越,但不严格适用法律保留原则。

德国法治国概念源流考略及新探

"法治国"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德国特色的概念。德国法治国理念起源于康德,它的历史主要可梳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早期是所谓的"自由法治国"时代,在此时期,作为自由主义思想表达的法治国是用来对抗警察国家的,支持法治国的民众要求限制国家行为的范围以维护法律对公民的保护。从19世纪中期到1945年,可称之为"形式法治国"时期。彼时的法治国概念被认为应与任何实质内容无涉,并主要表现为行政司法方面的实践。二战后,"实质法治国"理念再一次兴起,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了法治国必须建立在相应的实质基座之上——基于一个内在原则,即正义,而且,法治国也相应地被要求是一个民主的法治国家。

我国法治路径的务实选择及原因分析

我国实行法治已成为举国上下的通识,但选择何种路径实现法治却成为我国在初创法治治理阶段的理论难题。在借鉴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法治传统观点基础上,根据我国法治所处的初级阶段和环境态势,务实地将我国法治实现的路径选择定位为形式法治与精英法治。形式法治路径基于我国国情,其蕴涵的法治实质内容能够获得可行性辩护;精英法治路径基于人的能力差异性,并且与民主法治相容,还能以韦伯的"卡理斯玛型"自然精英要求来衡量和界定法治精英的标准,获得正当性的理论辩护。此外,比较考察自由主义两种法治观的发展路径,可以厘清和处理自由主义法治观所存疑的理论问题,即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的边际问题和个人权利与共同善的关系问题,为我国法治路径的选择消弭理论障碍。

论法治信仰

法治应被信仰，这是实现现代法治的基础和主导观念。本文从法治信仰的观念价值、法治信仰的价值构成、法治信仰的表现等三个方面对法治信仰进行了分析，认为法治信仰不同于法律信仰；教育是培植法治信仰的可选择手段；法治信仰的目的是要建立法治自由。

西方近代法治观

近代西方思想家,包括十七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和19世纪资本主义法治的理论家,他们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法治原则问题,促进了法治的形成与发展。本文分别介绍了三种法治观:自由法治,英国法治的特点是与个人自由相联;积极法治,其特点是将自由从客观的自然要求变为人的主动追求,将自由从消极自由发展为积极自由,使国家从一个消极的守夜人变成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形式法治国理论,特色:其一,皆强调使用法律作为约束国家权力的工具。其二,权力分立原则的确立。其三,思想渊源问题:美国宪政的启示。

法治核心价值理念的生成及其深层动因

西方法治思想内蕴人类的自由精神,体现人的尊严与价值。在西方法治理念演进的历史上,从法治自由价值理念的萌生,到以个体自由为核心的法治价值的突显,再到现代西方法治因对人性的背离而产生的危机,都与人自身的发展有必然的联系。从人自身发展角度上审视法治核心价值理念的发展,可以看到其演化的深层动因。人类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催生了法治的萌生,人类个体自我意识的生成促进了西方法治核心价值理念的生成与发展,人类理性的过度膨胀使得现代法治危机重重。如何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层面走出困境则成为西方法治发展的当代命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特质和哲学价值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表现出了人民性、开放性、实践性和包容性的独特理论特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哲学价值集中表现为科学社会主义法哲学观之于资本主义法哲学观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在价值观层面,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法价值观,弥补了西方自由主义法治思想的人性假定逻辑缺陷,折射出了科学社会主义法治的最高正义品质。在方法论层面,开启了执政党、法、人民间共振耦合的法治新方法,消弭了个体价值与公共价值之间的冲突对抗,为个体价值和公共价值间的通约关联以及个体正义与社会正义间的辩证统一筑牢了法治方法保障。

“一例多境”培育初中生法治意识

培养学生法治意识,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客观要求。文章以八年级下册《尊重自由》课堂教学片段为例,创设“一例多境”探究培育初中生法治意识。“一例多境”要取得实效首先必须依据教学内容找准案例,其次精心设置教学环节,最后根据情境的发展不断设问,循循善诱引导学生思考,促使学生联系旧知生成新知。

论金庸小说的新法家文化形态

金庸小说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细致梳理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全面探讨了以儒家主流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成法",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理念进行了侠的思想实验。金庸小说思想实验的最终结论是必须"变法",以《鹿鼎记》为核心,金庸小说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变法"系统,并最终在他的社会实践中得出了"自由+法治=稳定+繁荣"的结论,由此构建起了金庸小说的新法家文化形态。这对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与重现武侠光辉,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行政诉讼类型构造之理论内涵与时代背景

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意指根据特定标准对行政诉讼中的诉所进行的分类而形成的诉讼种类及其相互关系,其目的在于实现对民众权利严密而有效的司法保护。在自由法治国家时代,基于行政任务的单一性和行政行为形式论的影响,形成了撤销诉讼一体主义的行政诉讼格局。在社会法治国家时代,基于行政任务的多样性和行政过程论的影响,诉讼类型表现出多样化、细密化的发展趋势,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才得以真正兴起。对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概念及背景的阐释,有助于形成基本的理论共识,进而为相关制度的设计奠定坚实的基础。

“常任制”改革中的政党治理中国探索

政党治理的内在本质是委托—代理原则(权利—权力授受关系)。政党组织产生于并受制于委托—代理原则(权利—权力授受关系)及其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政治基础"民主契约精神""平等宽容意识""自由法治观念"。以委托—代理为基本原则、以权力制衡为基本目标的组织治理理论虽然源于西方语境,但任何政党组织都会以符合自身民族习性、文化传统的方式彰显出组织治理原则及其文化政治基础。实践已经印证,中国共产党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治党成功经验与建党创新实践,还在台州椒江近30年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中凸显出政党治理的中国路径与文化政治自觉:渔民"打硬股"所嵌入的民主契约精神,多元崇拜孕育出来的平等宽容意识,四海兴商民办私企的生活方式下所形成的自由法治观念。椒江"政党治理"的文化政治自觉,在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框架下,早已汇入改进党的执政方式的时代潮流中,其个案丰富了执政党"常任制"改革的创新实践。

自由型法治抑或效能型法治?——中国变法时代的法治选择

法治并非只能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阶段的目的来看,中国的法治类型是一种效能型法治,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增强国家能力以实现民族复兴。这一目的从隐到显地体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文件之中。从清末民初,即中国变法时代的开始,就已预示了未来中国在变法运动中的法治之路不是自由型法治,而是效能型法治。这是因为中国的变法运动对国家能力的需要远远大于对个人自由的需要。当实现富强中国的目标之后,中国特色法治文明的未来发展则应当走效能与自由相结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