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控制:从公法管控迈向私法治理

国家应如何控制生育这一私密性活动,以实现保护“未来的人”的目标,是学者念兹在兹的重大议题。以美国面临生育自由与生育管制时的漫长拉锯为鉴,我国可以考虑逐步从公法管控迈向私法治理。由此出发,应适当放开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逐步取消生育登记结婚限制。与此同时,借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02条、第1007条以及第1054条前段规定的无效制度规范生育行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02条、第1054条后段以及第1071条第1款之规定,保障已出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生育自由的保障与规制——美国与德国宪法对中国的启示

作为当代西方宪法人权理论与实践机制的两大典型,美国联邦宪法与德国基本法在生育自由的保障与规制方面呈现出诸多共性与分殊:前者将生育自由纳入隐私权的保障范围,后者则以自我自决权涵盖生育自由的保障,但均以个人的"自治"与"自决"为基本内涵;在生育自由规制方面,尽管两国宪法对胎儿生命权的保护起点存在分歧,但均主张生命权优越于堕胎自由。这为我们反思当下中国生育制度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参照系。在国际通行的生育权观念早已为我国以缔结国际公约方式所肯认,人权保障、依法治国业已成为我国社会价值共识的背景下,重塑生育制度的基本价值立场,建构一个以生育自由保障为根本逻辑的生育制度规范体系,具有重要的实现意义。

生育自由及其保障范围——兼论人工生殖的理论基础

生育自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对家庭的美满和谐和人类的繁衍生息起着决定性作用,其先于宪法而存在。生育自由包括人是否生育的决定权及如何生育或不生育的选择权;宪法在保障公民生育与自己有血缘联系的后代的同时,应将一定条件下借用他人生殖功能进行人工生殖的协商权利纳入生育自由保障范围。

如何让小学生理解婚姻和生育自由

一、有关生育的观念以及相关政策1.关于生育的传统观念。《孟子》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这句话有人解释为,“不孝的行为有三种,但不生孩子、没有留下后代是最为严重的。”还有人提出,这句话的含义并非如此。

生命权视域下女性主义生育自由观探析

生育活动是繁衍后代、传承文明的基本途径,它涉及胎儿和孕妇的生命权、女性生育自由权等问题。女性主义生育自由观是女性生育伦理与女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以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功利主义伦理等为理论依据,以保障女性生育自由、反对性压迫等为主要内容。在新的时代环境中,生育技术、堕胎技术等有了巨大进步,这些技术进步给女性主义生育自由观带来许多新挑战,不同程度上解构了女性主义生育自由观。

论单身女性辅助生育权及其规范构造

以技术成熟和社会发展为诱因的生育权利思维的变动,导致单身女性不能独立享有辅助生育权的传统理念受到质疑.公权力对单身女性辅助生育自由的干预,是法律家长主义下保护个体健康利益与基于公共利益原则维护家庭社会职能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于当下重新审视似乎已失去正当性,且辅助生育权亦能通过权利五要素审查.由此,单身女性辅助生育权成为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作为生育权的子权利,辅助生育权具体权能虽与自然生育权存在诸多差异,但未突破基本生育权利体系.因此通过立法内容拓补与执法力度加强而保障辅助生育权的同时,不能忽视权利限制.为降低个体健康风险,应加强对医疗机构技术应用的管控而限制辅助生育请求对象,严格落实知情同意规则,限制尚不具备辅助生育机能与技术适应症的主体行使权利;且基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应设立严格的前置辅助生育主体评估制度.

非意愿妊娠少女的生育困境——以《从不,很少,有时,总是》为例

《从不,很少,有时,总是》获得了 2020 年第 70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大奖,这部小成本独立电影因其艺术价值与涉及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与热议。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该影片进行研究分析,试图揭示在堕胎受到限制或禁止的情况下,美国非意愿妊娠少女所处的困境,以促进社会与学界对此的关注与研究。妊娠少女的生育自由在现实中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限制,限制因素包括法律、医保制度、医疗机构、反堕胎人士及其活动、个人与家庭的情感关系。这些限制因素给妊娠少女的身体自主、健康状况、人身安全、经济压力及其人生的命运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计划配额下的生育权交易制度效率研究——基于福利的视角

通过对家庭自由生育、全面二孩、国家强制每个家庭生育两个子女以及计划配额下的生育权交易制度四种生育政策情景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从社会福利上看,全面二孩政策下的社会福利水平最低;从家庭福利上看,国家强制性生育下的家庭福利水平最低。未来伴随着社会养老、储蓄养老和子女不养老观念的形成,虽然家庭自由生育可以实现家庭福利的最大化,但会促使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社会福利遭受巨大损失,此时唯有实行有限制的自由生育。计划配额下的生育权交易制度正是这样一种生育制度设计,它既能够保证社会福利最大化,同时又不会过度损害家庭福利。上述研究,也说明当前的全面二孩政策,无论从家庭福利上看,还是从社会福利上看,都仅是一个过渡性的生育政策。

试论公民生育权的平等性

生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属于政治概念范畴,也是一个法律概念。它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现实的权利。生育权具有双向性特点。保障男女双方的生育权,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具体表现,也是现代法治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

“生育权纠纷司法解释”的思考

对于生育权的讨论始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对于我国法律是否确认公民具有确定的"生育权"存在着不同声音。《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十条侵害男性"生育权"的声音一时间使"生育权"一词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本文拟通过法律文义、立法价值及公私法领域的界限对该问题进行讨论,以期对相关司法解释的适用有所助益。

对生育权性质的再思考

生育权在性质上是私权（人身权）,但对生育权具体属于人格权还是身份权,在理认上认识不一。本文通过对人格格说和身份权说分析后认为：生育权是人格权,但具有一定的身份性表象。

生育法治视角下的三人共育行为研究

随着人工辅助生殖和生物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生育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传统的生育秩序也随之发生着重大变革,这对传统的家庭结构、社会伦理和法律制度也造成了重大影响和冲击。这就要求法学、社会学、医学等相关领域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从人口建设的角度,基于生育法治的视角对三人共育进行功能性分析,并对其进行合理的规范和制约,使之能够为人类谋福祉。

死后人工生殖的民法问题研究——兼谈台湾地区人工生殖立法新趋向

死后人工生殖打破知情同意法则,违反人工生殖目的,危及子女最佳利益。未来人工生殖立法应在满足生育自由的同时,尊重人性尊严,关怀后代福祗。建议严禁死后取精,严禁死后人工生殖。

论代孕母的合法化基础

代孕母自出现以来因其有效的社会功能得到快速发展,同时因其衍生过多的法律伦理问题而在各国遭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有的则予以全面禁止。我国也是禁止代孕母的国家之一。禁止代孕是否符合法理精神?立足于代孕母合法化的国际潮流,从法对人的基本权利的限制、无伤害不禁止原则、正义原则及维护人的追求幸福权和家庭权几个方面深入论证了代孕母合法化的法学基础。

人口战略的多维法治透视

一 公法学研究从来无法回避共同体生活中一些最为重大、富有争议的话题。相当多的公法实践与制度设计也是在一些法律和伦理上的重大论辩过程中得以推进的。人的生育自由及其法律规制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话题。无论是联邦德国两次堕胎案对比例原则和宪法的保护义务的运用，还是引发了对美国男权法律秩序大反思与隐私权保障的“罗伊诉韦德案”，直至今天与“人的尊严和自治”等宪法价值联系在一起的有关克隆人等科技伦理的法律辩论，一种源于自然正当的行为（生育）是否要定社群人口战略与政策进行建言、反思乃至批判，一直是国外公法学研判的重大问题。

增强后代基因的权利基础及其界限

从权利理论的角度看,增强后代基因引发了两类争议:一类是它的权利基础问题,另一类是它的权利界限问题。通过考察增强后代基因与生育、养育自由以及人的尊严的关系可知,增强后代基因具有值得保护的内在价值,有其权利基础。通过考察增强后代基因与后代的“开放未来”利益的关系可知,增强后代基因的权利界限在于:第一,增强方法不损害后代生活规划的基础条件;第二,增强的是后代的通用型天赋或者在通常范围之内增强后代的非通用型天赋。

权利的界限——论克隆技术应用于人类

克隆技术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本文从法理学的角度提出了以保障生命权、人类尊严权、限制滥用生育自由权来界定克隆技术研究和应用的权利范围 ,一方面既可以维护人类的基本权利 ,另一方面又兼顾了科学研究的发展 ,为国家通过立法正确地干预克隆技术确立了基本价值取向。另外介绍了国外立法的基本状况 。

“单独”二孩政策的放开——基于法理与现实的探讨

"单独"二孩政策的启动,无疑是现阶段对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一个重大调整,意义重大。试图通过对"单独"二孩政策的解读,一方面从法理上得出其是我国人权保障的一大进步,给予了家庭更多的生育自由和选择的权利。另一方面则从我国现实来分析"单独"二孩政策对延缓我国老龄化进程和在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方面能起到的作用。

德国女权主义与人口老龄化之争

德国历史上女权主义经历了两波大的发展浪潮，从争取公共权力到争取私人权利，德国女性始终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而另一方面由于德国社会人口出生率持续低迷，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女权主义的一些原则不断遭到质疑。人口老龄化并不意味着女权主义原则的终结，它虽然为女权主义的发展带了新的阻力，但也带来了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