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行动者缺席与集体行动的困境——以上海浦东新区“列车工程”为例

上海浦东新区“列车工程”的流产,暴露出了我国转型期组织之间进行集体行动时面临的困境,即组织间有资源交换的动因,却无法行动起来以促成资源流动。本文以自由行动者及其理性决策为思考的逻辑起点,指出集体行动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是相关行动者的能力短缺,以致于它们不能以自由行动者的角色构建集体行动。

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国际法和国际政治视角剖析

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是以国际法为借口达致其政治目的。尽管美国声称其目的是为挑战中国的"过度海洋主张",但其论点在国际法上不能成立。美国相关行动的根本原因是美国认定中国为其战略竞争对手,直接原因则是认为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影响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霸权。而域外大国和部分南海周边国家基于本国在南海的利益考量对南海航行自由行动表示支持,希望以此削弱中国对南海的管控。基于南海战略博弈的长期性,中国应从战略和具体层面采取综合应对举措。

专属经济区安全与航行自由的衡平——以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为例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享有特定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而非沿海国享有航行自由等权利。理论上,沿海国的安全管辖权与非沿海国的航行自由不存在实质冲突,但实践中,美国为了维持其海洋霸权,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积极实践其"航行自由行动",对相关海域的安全与航行自由造成了威胁。海洋安全与航行自由的法理辨析说明,国家管辖范围内海域的航行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其相对性根源于顾及沿海国安全的国际义务。不同海域以及不同船舶航行自由的比较分析,揭示了专属经济区的军舰自由航行不应危及沿海国的安全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在南海发生的"无暇"号事件和无人潜航器事件是美国针对中国实施成本强加战略的外交实践,其实证分析也从法律上论证了美国军舰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航行自由及其特定活动应遵守沿海国的安全管辖。

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逻辑实质与应对策略

作为威胁海上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本质在于游离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之外,凭借其海上优势地位而实现本国的海洋政策与战略诉求。在认知美国实施该行动对国际法治产生的挑战与破坏的同时,亦应认识到其在构建海洋话语权实力上的诸多经验。在国际海洋法逐渐发展即条约解释、海洋体系性以及国家实践的进路之下,系统地洞察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动机、程序与目标,有利于沿海国构建具有前瞻性和韬略性的应对策略。

俄罗斯应对美国“航行自由行动”对策的得失及其国际法解析

长期以来,美国有预谋和有计划积极推行"航行自由行动"(Freedom of Navigation Program),除了其自身的国家战略和海洋政策的考量以外,"航行自由行动"的持久实施必然对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产生挑战与影响。历史上,俄罗斯针对美国海军实施的"航行自由行动"积极进行应对,并形成了稳定的实践与政策。俄罗斯在长期应对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挑战中,积累了一定的国际经验,同时也存在反省的必要性。本文以黑海撞舰事件和美国未来在北极航道展开"航行自由行动"存在可能性为切入点,以国际法为分析手段来考察俄罗斯应对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经验与战略得失。在国际法逐渐发展的语境下,深入洞察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多重蕴意,并且重视其在国际法范畴上的消极意义和积极意义。

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探析

"航行自由行动"是美国政府1979年制订的"航行自由计划"的一部分。近年来随着南海形势的升温,美国在南海多次高调实施"航行自由行动",已经成为其南海政策中非常引人关注的重要组成。美国实施"航行自由行动"有诸多考虑,包括担心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等活动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危及航行自由,导致法理上出现更大的挑战,进而不利于兑现向盟友许下的捍卫南海地区安全的承诺等。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呈现出一些和其他地区的航行行动截然不同的特点,如行动从低调到高调又回归低调的转变,先发制人地挑战尚未成为现实的主张,逐步升级并与其他行动的相互配合日益增多等。关注美国在南海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的基本动因、主要特点和变化趋势,对充分理解和把握美国在南海行动的新特点并研判未来走向,进而通盘考察美国的南海政策十分必要。

冷战后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立法提案及其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会不断通过立法活动介入手段推动美国政府和军方在全球开展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美国国会的核心诉求主要包括:支持美国政府和军方在全球策动“航行自由行动”;联合美国盟友共推“航行自由行动”;在北极航道、南海、东海和台湾海峡等重要敏感区域进行“航行自由行动”。美国试图以其国内法律构建“航行自由行动”的美式规则,不仅破坏了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规范的海洋秩序,同时侵犯和损害了别国领土主权、国家安全和海洋权益,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外国军舰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国际法剖析

外国军舰在南海岛礁相关海域进行“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中国的所谓“过度海洋主张”,但其论点在国际法上不能成立。洋中群岛作为整体划定直线基线在法理和习惯国际法上是成立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明确外国军舰通过沿海国领海的问题,但即使外国军舰享有领海无害通过权,美国在他国领海的“航行自由行动”也构成“有害通过”,违反国际法。建筑有灯塔的低潮高地美济礁,可作为领海基点,根据《公约》直线基线规则和中国的立场,其附近可能存在潜在领海。中国基于对南海岛礁及相关海域的主权,依据国际法有权采取措施规制外国军舰的违法行为。基于海上战略博弈的长期性,我国须采取综合应对措施。

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与军舰无害通过问题研究

2015年10月至今,美国军舰南海"航行自由行动",其行为频度、巡航样式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态势。其根源在中美战略博弈,外显却是中美对国际规则的认识分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军舰是否享有无害通过权问题上存在制度缺陷,对沿海国海洋安全关切重视不足,阻隔了国家务实解决问题的路径。我们可以从促进美国战略调整、提高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水平、修正《公约》制度缺陷、签署双边互惠协议以及完善国内立法等方面着手解决现有问题。

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法理根基与双重本质——兼论中国的因应之道

美国海军近期在南海地区的频繁活动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航行自由行动"的普遍关注。美国"航行自由行动"自提出伊始便奉行法律工具主义,强调以维护海洋自由原则为宗旨,并以海军实力为支撑,通过单边行动推行美国的一己之见而游离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外。尽管该行动的实施始终以维护海洋法律秩序为基调,其在本质上却具有双重性:在理想面向上构成了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重要环节;同时在现实面向上成为了新时代背景下巩固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工具。这种双重本质也充分反映了美国国际法实践中全球法律主义与单边例外主义的深刻矛盾。面对日趋常态化的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中国应当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综合实力,尤其是不断增强包含国际法议题设置权在内的外交软实力,加强和拓展海上军事行动以促进中美战略互信,并据此展开与美方在国际法上的话语竞争,进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美国军舰航行自由行动:法律与政策的冲撞

2015年后美国在南海海域多次执行属于其国内政策性质的"航行自由行动",不断挑战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国内相关海洋法律规范与实践,一方面取得在相关议题上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更是企图扮演海洋争端的解释者与仲裁者角色。从法律面与政策面探讨海洋法概念中的"航行自由权"以及美国军舰执行的"航行自由行动"。

美军“持久自由行动”军交运输保障主要做法与启示

分析美军在阿富汗战争"持久自由行动"中军交运输保障的主要做法,得出加强我军反恐维稳行动军交运输保障能力建设的几点启示。

美军南海军事行动的政治化--以“闯岛”式“航行自由行动”为例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军在南海军事行动的政治化倾向愈发明显,南海“闯岛”式“航行自由行动”是典型代表。通过研究此类行动与中美关系大事件的关联性,可以发现:除了有关行动的表态和言辞越来越政治化,美军在中国驻守的南海岛礁周围的“航行自由行动”在时机选择方面与中美关系重大议程密切相关,意图对中方施压并配合美国涉华重要议程的推进。“闯岛”式“航行自由行动”只是一个缩影,实际上美军在南海的几乎所有军事行动都在不同程度地政治化。面对中国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和海洋强国建设,美国变得日益焦虑,原本低调的军事行动变得越来越富有政治色彩,未来这种趋势只会愈演愈烈。

行动者因果性、能动性与合理性——一种康德式回答

自由行动包括能动性与合理性两大要素。有两种解释自由行动的理论:理由因果主义与行动者因果性。相较于理由因果主义,行动者因果性能更好地说明能动性。解释自由行动,不仅需要说明能动性与合理性,还需要阐述二者的关系,然而,最有代表性的两类行动者因果性模型都无法调和二者。克拉克的行动者因果性模型会削弱能动性,奥康纳的行动者因果性模型会遭遇理由二难质疑,无法说明合理性,二者的共同缺陷在于预设了行动者的能动作用与理由相分离。一种康德式行动者因果性主张,为行动提供合理化解释的基本理由根植于行动者的本性,因此行动者施展能动作用的同时,也在提供理由。康德式行动者因果性可以有效调和能动性与合理性,从而解释自由行动。

重思马克思“自主活动”概念的自由劳动意蕴

自由是贯穿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线索,自由劳动是人类解放和个人自由的实现标志。马克思对自由劳动的思考要追溯到“自主活动”概念。“自主活动”概念不仅是对黑格尔“自我意识”概念的超越,也是对赫斯“自由行动”概念的扬弃,其否定了纯粹的精神活动和伦理价值悬设。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时期,“自主活动”概念作为批判异化劳动现象而出场,是人的类本质的肯定方面。在马克思确立唯物史观后,“自主活动”概念开始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联系在一起,为马克思正式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并进一步探究自由劳动奠定了基石。

战术指挥官谈阿富汗“持久自由行动”的经验

本文是美军一名战术指挥官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来评述阿富汗“持久自由行动”的特点和经验教训，视角极为独特，对我们认识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遭遇的处境极有帮助。作者从部署前的训练谈起，涉及部队部署后的环境、战术层面的战场信息作战、金钱与反恐、交战原则，以及美军如何与当地民众接触等内容，在这些第一手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战术指挥官应借鉴和遵循的经验原则，最后提出了其个人对战争和战场变化的看法。

变迁中的“航行自由”和非缔约国之“行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海洋秩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和海洋强国,始终站在维护传统航行自由和抵抗沿海国对航行自由的限制和影响这一边。最终美国选择置身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之外,但坚持《公约》的大部分规则是习惯法,通过“航行自由计划”的实施,试图控制和影响《公约》相关条款的解释。不言而喻,在《公约》未做出规定的有关历史性水域和海湾、远洋群岛水域、远洋低潮高地等问题上,“航行自由行动”和对象国的反应,就处于形成中的习惯法而言均有意义。对于《公约》作出规定的部分,一般而言,非缔约国的实践即使与《公约》解释相关,也并不具有“解释相关的嗣后实践”的功能。但是,考虑到《公约》条款可能反映同一内容的习惯法规则这一因素,美国的某些行动是行使《公约》明确规定但被“非法”拒绝的通行权(如最大12海里领海的规定)。在《公约》条款是否在《公约》缔结后“结晶”为习惯法的规则这一问题上,非缔约国而不是缔约国的实践,才可能有意义(过境通行权)。在习惯法和《公约》对同一内容暧昧不清的情形下(军舰在领海的通航涉及的无害通过制度、直线基线和专属经济区或毗连区的军事活动等几个问题),考虑到《公约》缔约国的后续实践由于解释立场差异巨大难以达成解释上的合意,由不参加《公约》的极少数国家的实践来掌控《公约》的解释是荒谬的。但是在个案中,适用此类规则进行合法性判断时,利害相关国的行动须被纳入考量,因此对象国有必要采取对抗性措施。

海上军事活动的界定与美国南海“灰色地带行动”

作为对华海上竞争的工具,美国在南海的“灰色地带行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模糊性,其中包括《公约》下军事活动界定的标准不明。事实上,海上军事活动的界定作为《公约》的遗留问题,一直备受理论界关注,但时至今日在国际司法实践中仍然争议不断,加之当下还面临着传统海洋强国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海洋大国的利益冲突加剧、主权国家的海上活动形式日益丰富等新挑战,导致海上军事活动的界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根据国际司法实践,在军事活动的界定中法庭或仲裁庭主要关注主体因素、行为方式和活动目的,这三个要素构建起了以海上活动的主体为初步证据、重点考察行为方式、在有限范围内兼顾活动目的的界定思路。对中国而言,以实证视角审视作为美国南海典型“灰色地带行动”的“航行自由行动”,有助于客观全面认识其法律性质,进而从国际法层面有力回击美国的海上霸权行为,助力完善应对美国南海“灰色地带行动”的中国方案,最终在实现强化南海维权执法的同时,避免冲突失控,妥善处理波谲云诡的南海局势。

南海航行自由:问题、规则与秩序

联合国三次海洋法会议对古老的海洋航行自由予以规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区别不同性质的海域确立了不同的航行制度,船舶航行其间需要遵守相应的规则。关于军舰的无害通过问题存在法理上的争议,国家实践亦不尽相同。中国对此问题的立场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之前、期间及以后,在国内立法和实践中一以贯之,坚持军舰通过沿海国领海需要得到批准或事先通知。美国将其"航行自由行动"付诸南海,以军事舰机出入、飞越中国南海岛礁的12海里及台湾海峡,实乃以航行自由之名,行危害航行自由之实。

从中美“海上航行自由”之争看国际海洋法的发展需求

2015年以来,“海上航行自由”之争成为中美军事摩擦并可能引发冲突危机的焦点问题。中美各自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做了不同解读。二战结束迄今,国际形势、战争形态、武器装备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带来了诸多新问题。但缺乏相关国际专法,现行国际法及海洋法对海上军事行动适用的明确规定很少,一些应运而生的双边或多边军事条约、规则的法律强制性不够,都是导致海上军事摩擦、冲突乃至可能的战争之重要原因。它从一个侧面深度反映了当代国际海洋法的发展需求,其中既包括战争法和武装冲突法的发展、国际海洋法对海上军事活动适用的发展,也包括直接建立相关的双边和多边海上军事行动法。在这一领域,中美两个大国和国际社会都应当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