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自由裁量贷款损失准备决策的实证分析——基于管理者非理性认知偏差

以中国商业银行2007-2016年的数据为样本,利用残差法计算自由裁量的贷款损失准备,研究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自由裁量的贷款损失准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银行的管理者过度自信显著降低了自由裁量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同时在风险较低的银行和在银行业实施巴塞尔资本协定II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自由裁量的贷款损失准备金的作用更为显著。

基于自由裁量贷款损失准备的经理自主权行为分析

本文以中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以自由裁量贷款损失准备为经理自主权的代理变量,分析中国商业银行经理人员在计提贷款损失准备方面的自主权行为。实证结果表明存在使用自由裁量贷款损失准备调整资本充足率和盈余管理的行为,银行还使用其来缓解风险和融资压力;银行经理人员主观感知到的经济下行和监管压力对自由裁量贷款损失准备有显著影响,经理人员在感知到经济下行后会减少计提自由裁量贷款损失准备,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顺周期性。

竞争感知对上市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影响

运用文本分析法度量银行管理层感知到的竞争程度,就2007～2016年我国上市银行的数据,分析商业银行感知到的竞争对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市场竞争的较强感知导致银行延迟贷款损失准备确认,减少自由裁量的贷款损失准备确认。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竞争感知促使银行管理层延迟贷款损失准备确认,只在低资本充足率或高存贷比的情况下显著,而在高资本充足率、低存贷比的情况下并不显著。由此,丰富和发展了竞争感知的度量方法,为稳定而有序地推进我国银行业改革、合理而准确地预测预期损失模型替代已发生损失模型的实施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

贷款损失专项准备 提取办法“自由裁量”过大

最近，我们在参与农村信用社资产、负债、损益审计过程中发现，由财政部颁发，自2005年7月1日起施行的《金融企业呆账准备提取管理办法》（财金[2005]49号，以下简称《办法》）中关于金融企业贷款损失专项准备的提取办法弹性过大，可操作性较差，已经严重影响到金融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正确性，甚至直接影响到金融企业经营管理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亟待改进。

对建立银行、信用社贷款风险管理机制的思考

一、建立贷款“三查”分离,强化内部制约机制。为保证信贷资金投向投量、决策准确、安全运转,实行贷款“三查”分离是强化贷款风险防范的关键。怎样使之在信贷工作中真正得到落实,笔者认为建立“三岗”,定好责任。

浅析违约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规则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合同已不在限定于民事生活领域。如今,在众多的商事活动中,合同当事人不仅看中及时交换所得的利益,同时更看重合同履行后能带来的可得利益。我国《合同法》第113条明确了对守约一方当事人可得利益的保护,同时也确立了可预见性等规则对其加以限制。但在复杂多样的市场活动中,由于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存在对可得利益损失缺乏明确的认定方法和计算标准等问题,使得可得利益的认定与赔偿问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困境重重。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违约可得利益损失赔偿的司法现状及存在的缺陷,提出完善我国违约可得利益损失赔偿制度的意见与建议,以期增强违约可得利益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知识产权行为保全中担保数额认定之路径选择

知识产权行为保全以提供担保为必要,但因保全错误可能带来的损失难以估算,为之确定合理的担保数额成为司法实践认定难点。现有研究仅侧重于实体层面,未从程序视角审视其认定模式。实践中存在法院裁量型与当事人主张型两类认定模式,前者将担保数额完全交由法官自由裁量,难免出现标准混乱、主观恣意等问题。后者强调当事人在数额认定中的处分权,要求法官以当事人的主张和举证为认定基础,更符合保全担保之程序、实体双重属性,并可对数额认定形成常态化规制机制。因此,可适用类似诉讼之程序构造,引入正式听证程序,由当事人主张担保数额,并举证证明可能损失,证明困难时可借鉴损害额认定制度。

新闻官司中的几个法律问题

毋庸讳言,大量新闻官司的出现使我国法律在这方面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从而纵容了许多人状告记者,也给法官提供了广泛的自由裁量空间,更令被告席上的记者们常常难逃“败北”之厄运。“新闻法”没出台,记者的“护身符”在哪里?

洪灾养殖纠纷重在证据支持

点评：这是因洪灾引发的养殖纠纷．需要提醒农民朋友的是．因不可抗力等自然因素引发的诉讼。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外，重要的是用客观、真实、合法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类似涉洪返还不当得利、赔偿损失等诉讼．因为鱼不是一种静态物种，如果缺乏有力证据，仅靠法院自由公证、自由裁量、合理推理等方法是不能确定的。因此，农民朋友在遇到这样的纠纷，提起诉讼时．必须要有充分有力的证据，以支持、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营运机制的构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对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与产品经济相适应的银行营运机制，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重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银行营运机制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