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起诉后检察机关自行强制取证的质疑

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后,不应继续享有自行以强制手段调查取证的权力,因为这种做法侵害了法院在案件起诉后的诉讼主导权,使公诉权失去制约,同时违背控辩平等原则,也无法保障审判阶段集中审理的实现。因此,必须在我国构建对公诉的证据进行审查的起诉审查程序,防止检察机关对不符合证据标准的案件提起公诉;同时禁止检察机关在起诉后自行强制取证,废除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可以在审判阶段补充侦查的规定,而应赋予检察机关与当事人平等的调查证据申请权,将决定起诉后是否可以进行强制取证的权力交由法院行使。

关于合议庭在休庭后自行调查取证的思考——基于刑事诉讼法的分析

人民法院合议庭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为核实证据的真实性,对有疑问的证据在休庭后自行调查取证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为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合议庭休庭后的调查取证权;合议庭不能将休庭后的调查核实简单理解为自行调查取证,合议庭对有疑问的证据可以采取证人重新出庭作证或让控辩双方重新收集相关证据的方式加以解决;人民检察院直接赋予合议庭休庭后自行调查取证的权利,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加以修改。

论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困境及其破解——以近年刑事司法改革为视野

自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构建以来,调查取证难的问题一直在实践中难以解决。在近年刑事司法改革的视野下,充分落实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具有重大意义。推进刑事司法改革视野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充分落实,可以从权利本身出发,充分保障自行调查取证权和申请调查取证权,从实践问题出发,赋予值班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从未来路径出发,探索律师调查取证的新途径。

律师持令取证的实践现状与制度构建——以浙江省为例的实证研究

"律师取证难"是困扰民事诉讼司法实践的突出问题。本文以浙江省的裁判文书和律师访谈为样本,对律师取证方式进行实证研究,以便揭示律师取证的实践现状。实证分析显示,律师自行取证和申请取证这两种传统的法定取证方式的效果不佳,而地方自行推行二十余年的律师持令取证展现出强劲的现实需求和实践效果。但调查令制度存在缺乏法律依据、有地域适用限制等问题,导致律师持令取证时常受阻。从立法层面亟需建立一套系统的调查令法律制度,从而适度拓宽律师的取证渠道,助力法院更加准确、全面地查清案件事实,促进司法公正。

辩护律师自行调查取证保障制度探析

辩护律师自行调查取证有助于提升案件事实认定质量、实现有效辩护,也是维护刑事诉讼构造的内在要求。然而,辩护律师自行调查取证面临权利属性界定不明,辩护律师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地位劣势以及承担刑事责任的职业风险大等问题。对此,立法上应明确辩护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适用范围,重构被调查对象自愿原则,禁止以诱导性发问方式取证,优化见证人规则和全程录音、录像规则。同时,对辩护律师慎重适用《刑法》第306条的规定,引入报复性诉讼审查规则,保障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有效运行。

律师调查令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完善

律师调查令制度一经提出广受赞誉,律师群体尤甚。该制度极大缓解法院“案多人少”与律师“取证难”的困境,同时也利于提升诉讼效率,践行诉讼成本转嫁机制。然而,律师调查令在试行过程中仍缺乏统一的立法支持,存在运行机制、惩罚机制与保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亟待通过进一步的立法加以完善。

律师自行查询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分析

【裁判要旨】律师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律师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享有依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和自行调查取证的权利。在自行查询公民个人信息时,相关行政机关向符合条件的律师提供与其承办法律事务相关的公民个人信息系履行法定职责,不属于泄露公民个人信息,不构成行政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