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辩护制度问题研究

自行辩护与委托辩护、指定辩护一齐构成刑事诉讼中辩护权的完整形态。在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下,委托辩护与指定辩护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行辩护制度在法律条文和司法实践中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立法和实践考察表明,被追诉人缺乏自行辩护的能力和条件,对其权利的保护产生了不利影响。为确保自行辩护权的有效实现,有必要对现行自行辩护制度予以完善,并以无罪推定、沉默权、证人当庭作证等制度的规定落实自行辩护,维护其合法权利。

“律师辩护全覆盖”背景下限制自行辩护权问题研究——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及启示

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并不是绝对的,欧洲人权法院在判例中表明了基于公正审判的需要,应对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做出限制的立场。限制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应有相关且充分的理由,需考察案件具体情况以及成员国国内辩护环境。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应当保障被追诉人发表辩护意见的自由;律师辩护的,应当为被追诉人保留充分的自主辩护空间。在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开展中,应对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进行合理限制。法院履行通知辩护义务应以公正审判利益为决定性因素、以被追诉人个人意愿为重要参考因素,并确保被追诉人选择自行辩护的自愿性和明确性。即使被追诉人要求自行辩护,也应以有律师辩护为原则,以被追诉人自行辩护为例外。

律师有效辩护评价的域外经验与中国路径

被追诉人有权获得辩护这一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背后,有充分的辩护权作为基础,依附于被追诉人辩护权而存在的律师辩护权作为第二性的权利,在有效辩护这一命题上比被追诉人自行辩护享有的辩护权利更有影响力甚至决定力。在律师辩护全覆盖的背景下,不仅强调律师辩护要“有形覆盖”,更需要“有效覆盖”,实现辩护普遍性与有效性的统一。

自行辩护问题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对刑事辩护制度的研究比较关注律师辩护,对被追诉人自行辩护问题重视不够。然而,实践中律师参与辩护的比例较低,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轻罪案件中被告人委托律师进行辩护的动力更是大大减弱,加之值班律师并不提供出庭辩护服务,因此法庭审判主要以自行辩护为主。刑事辩护研究,应当从以"律师"为中心向以"被追诉人"为中心转变。刑事案件律师全覆盖试点的实施,虽然可提高律师参与辩护的比例,但是律师资源不均衡、"量大质弱"的问题依旧存在,其并不能代替自行辩护。被追诉人自行辩护存在固有的局限性,可对审判阶段的自行辩护权进行必要的限制,由法院进行审查并作出同意与否的决定,审查的根据是被告人是否由此"陷入不利状态并无法获得公正的审判"。在被告人放弃律师辩护而选择自行辩护的场合,应赋予被告人以辩护人地位。在非纯粹自行辩护中,被追诉人与其律师之间的"辩护冲突"不可避免,应通过树立"以被追诉人为中心"的辩护理念和确立"辩护协商"机制加以协调解决。

刑事案件自行辩护实证研究——基于对277份判决书样本的观察

自行辩护作为人权保障的一项基本制度装置,贯穿于刑事诉讼始终。然而,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司法实践中被告人自行辩护能力普遍趋弱,自行辩护权利行使频率偏低,自行辩护内容单一,且自行辩护意见被采纳率偏低,自行辩护权并没有被被告人所充分运用;而另一方面,辩护人尤其辩护律师的存在具有重要性,多数情况下辩护人能为被告人提供更有效辩护,且有利于强化被告人自行辩护能力。这种现状的形成,既有制度性原因,也有实践性原因,一般可归因于制度保障不到位、对被告人关注不足、受落后司法观念影响、律师辩护率低下、程序性辩护欠缺、被告人自身能力有限及其对审判消极对待等。为改善这种状况,应当强化辩护权的完整性与自行辩护权的回归,强化对自行辩护的制度激励、引导和保障,强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覆盖率,强化被告人权利告知和程序引导,强化公民法治意识启蒙和教育。

认罪认罚视野下被追诉人阅卷权问题研究

对于被追诉人的阅卷权,虽然在《刑事诉讼法》第39条第4款中提出了“核实证据”的规定,但对于被追诉人阅卷权还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在现今的司法实践中,被追诉人阅卷权的行使也存在着重重障碍。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时常存在着需要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情形,而被追诉人的阅卷权是被追诉人进行自行辩护的前提,故我国应对被追诉人的阅卷权进行明确的规定,以保证被追诉人更好的行使自己的辩护权,从而更好的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的发展。

基于被追诉人自主性辩护权的辩护格局重构研究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辩护资源的配置存在部分自行辩护权利缺失、律师辩护缺位的问题,导致被追诉人的“边缘化倾向”。被追诉人作为言词证据提供者的诉讼地位与作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不平衡是主要原因。因此需要在现有辩护制度下强调被追诉人自主性辩护权的概念,在处理被追诉人与律师的关系时应当秉持告知原则、协商原则与尊重被追诉人意愿的原则,进而完善我国刑事辩护的格局。在辩护方式上以律师辩护为主,被追诉人自行辩护为辅;从律师辩护种类上以法律援助为主,委托辩护为辅。具体实现需要激活被追诉人的辩护功能,并落实刑事辩护的“全覆盖”。

律师提出上诉只根据事实和法律——论为未成年被告人辩护的律师应享有独立的上诉权

目前正在酝酿的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就如何进一步发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将作出调整。因此,深入探讨律师对审判机关的制约作用,将为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提供理论指导。 (一)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是我国宪法赋予刑事被告人的一项重要权利。被告人能否获得充分的辩护权利,是一个国家的民主生活是否充实,法制建设是否健全的标志之一。我国刑事讼诉法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委托律师,被告人的近亲属、监护人以及人民团体或者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公民为他辩护。 被告人行使辩护权利,当然首先要依靠他自己,因为他对案情清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被告在起诉前已被羁押,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不可能亲自去搜集对自己有利的材料和证据,即使他未被羁押,由于他处于受审查的地位,也很难广泛地接触社会,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他存有戒心。有的被告人担心自行辩护可能被说成是“态度不老实”,招来加重惩罚。布的被告人,尤其是那些未成年被告人,由于对法律了解甚少。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视域下的无罪辩护

刑事诉讼中,自行辩护和委托辩护是行使辩护权的两种并行不的方式。当前,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大力推进,出现了辩护人在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作无罪辩护的案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尽管这些案件在适用认罪认罚程序的案件中并不占有较高的比重,但其暴露出的相关问题值得理论界与实务部门深入思考。本文拟在刑事一体化的视角下,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无罪辩护各自蕴含的理论、价值冲突进行分析,在认可认罪认罚案件中无罪辩护合理性的基础上,揭示潜在的风险,并试图探寻协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无罪辩护的有效路径。

审判中心视角下刑事被告人庭审翻供问题研究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与"审判案件应以庭审为中心"的两个中心主义的提出,要求我们既要重视侦查、起诉、执行程序对审判活动的服从、服务关系,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庭审程序自身对于贯彻审判中心主义的重要作用。譬如司法审判中常见的被告人当庭翻供问题,本应被视为被告人行使自我辩护权的正常庭审现象获得法官的应有尊重。但实践中法官忽视庭审程序的习惯,导致法官对被告人庭审翻供问题缺乏足够重视,不愿进行充分审查,随意采信庭前供述,结果许多案件因法官忽视被告人当庭翻供而成为冤假错案。对于上述问题,单靠法官理念的转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赖于具体的立法规定和制度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因此需要从刑事被告人庭审翻供的现行立法规定出发,着重分析其立法缺陷和实践障碍,进而对被告人庭审翻供问题提出相应完善立法建议。

中国刑事诉讼的任务和基本原则与人权保障

人权,简言之,就是指人类生存(包括工作、学习、生活以及各个方面)应当享有的一切权利的总称。“但是,人权状况的发展受到各国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制约,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的状况有巨大差异,因而对人权的认识往往并不一致,对人权的实施也各有不同。”因此,对人权很难下一个概括的定义。不同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权的含义也不尽相同。各国基于本国的情况,对人权的理解也不尽一致。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认识到,国家的独立、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人民最大的人权。

沉默权制度中国化探析

沉默权是现代法制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所在。沉默权在西方就是一项充满争议的制度,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应否引进沉默权原则,更是存在否定说与肯定说之争。我国应当确立有限沉默权原则。

“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不必提出证据证明”之规定不当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在法庭审理中,下列事实不必提出证据进行证明:

谈谈我国辩护制度

一、辩护是我国的宪法性原则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可见辩护不仅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且也是一项宪法性原则,这就使辩护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宪法是制定普通法律的依据,违背这一规定的任何法律便失去其法律效力。

联合国人权公约与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目次一、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意见分歧二、联合国人权公约及其最新发展联合国人权条约体系《禁止酷刑公约》下的相关义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32号一般性意见人权理事会与中国面向世界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2003年10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列入了立法规划。这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后。

被告人当庭翻供的公诉策略

当庭翻供是指被告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否认审判前向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所作的有罪陈述，提出无罪或罪轻的辩解。从证据学意义上说被告的当庭翻供属于被告人的辩解范畴．是其行使自行辩护权的重要方式。从内容上讲既有的抗辩性也有对抗性，即有的是为逃避罪责的恶意翻供有的是行使辩护权的善意抗辩。笔者认为被告翻供绝非空穴来风，必然有其自身的内在因素．例如被告的畏罪情绪、侥幸心理、

吉迪恩:每一个时代都会发现法律的改善

在遭受冤屈后没有怨天尤人,没有"上访",而是持之以恒地要求他应有的权利。在《吉迪恩的号角》一书中,作者安东尼·刘易斯这样描述狱中克拉伦斯·厄尔·吉迪恩:"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频繁遭遇不幸,因而所有希望和恐惧都已经破灭的人——整个人疲惫不堪,虽然只有52岁,但看上去似乎要比实际年龄还要老15岁。"

《法律常识》教学中的一次尝试

为了配合我校初三年级学生更好地学习《法律常识》这门课程,使感性认识与法律理论知识相结合,为学习“违法”与“犯罪俩课创造条件,我们与区人民法院联系,请他们到我校开庭审判,让初三学生旁听,从中接受教育。 1984年11月8日,南京市大厂区人民法院审判庭在我校正式开庭。在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审理案件中,以及公诉人和辩护人分析案情时都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被告人在大量的人证、物证面前只有低头认罪,两名盗窃犯受到了应有的刑罚惩罚。我校240多名初三学生通过旁听人民法院审判庭的审判以后,大家一致认为。

绑架表弟,他却不甘当“主犯”

13岁的小熊安绝对没有想到,表叔会对自己痛下杀手……一个农夫在寒冷的冬天看到一条行将冻僵的蛇,觉得它可怜就把蛇揣在怀里用体温温暖它,苏醒了的蛇却将毒牙伸向了救了它的农夫。这则“

10刀发泄10年怨

一个从四川来京打工的42岁中年妇女,一个没有生育能力、比一般人矮小很多的北京男人,一位70岁高龄的年迈“婆婆”,一个年仅7岁的领养男孩,构成了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