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协定中安全例外条款的“自裁决性”问题研究

随着地缘经贸斗争日益尖锐,越来越多国家在国际投资协定中设置具有“自裁决性”的安全例外条款,以维护本国的根本安全利益及东道国规制权。“自裁决性”的安全例外条款经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的发展而获得广泛认同,但目前国际投资协定中尚未形成统一规定。由于国家安全概念的开放性,导致实践中安全例外条款的可诉性、“自裁决性”以及审查标准存在解释及适用分歧,从而加剧了投资仲裁的正当性危机。通过厘清投资仲裁庭在安全例外条款的审查标准以及我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现状,为我国完善投资协定中安全例外条款的规定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海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提供相应建议。

论国际投资条约下自裁决式根本安全利益条款的审查进路——兼论中国的选择

国际投资条约中的自裁决式根本安全利益条款是东道国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捍卫国家主权之利器。自裁决条款能否实现其功能,基础为条款的文义及结构,决定性因素则在于裁判机构对条款所采取的审查标准。因有关善意审查的标准和展开步骤尚未统一,该条款能否发挥缔约国所设想的功能尚不确凿。WTO争端解决机构针对GATT第20条所确立的审查标准,欧洲法院所确立的自由裁判余地原则及国内法院在行政司法审判中所确立的审查标准,可为国际投资仲裁庭展开善意审查提供有益借鉴。我国国际投资条约中自裁决式根本安全利益条款的建构及完善,应以对该条款的审查标准、步骤及实际功能的深入理解为基础,并以平衡国家安全利益及投资者利益为价值理念。

双边投资协定中的自裁决条款研究--由“森普拉能源公司撤销案”引发的思考

"森普拉能源公司撤销案"凸显了在双边投资协定中订立自裁决条款的重要性,引起了投资者、东道国政府及学者对双边投资协定中自裁决条款的关注。自裁决条款经美式双边投资协定的发展而获得广泛认同,其目的在于强调和保护国家的安全利益。由于自裁决条款的定性与适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且这种特殊性直接影响到案件结果,因此我国在签订新的双边投资协定和修改旧的双边投资协定时,不应忽视自裁决条款,更不应放弃这一条款赋予的条约权利,而应根据具体情况订立自裁决条款并充分利用其赋予东道国的主权权利来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

谁来认定国家安全例外——乌克兰诉俄罗斯运输限制措施案评析

[目的/意义]中美贸易争端之始即围绕国际贸易法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展开。美国在贸易摩擦中多次借国家安全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研究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有助于我国在涉外法律斗争中运用国际法武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方法/过程]通过研究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在“乌克兰诉俄罗斯运输限制措施案”中所做报告,梳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21条的适用规则。[结果/结论]明确世贸组织成员虽然总体上有权自行判断其“基本国家安全利益”,但应接受必要性、适用情形和善意原则的限制,以及世贸组织的客观审查。我国应以专家组的裁判为基础,借助国际法规则应对美国单边制裁措施,及时完善国际投资协定的安全例外条款,构建国家安全例外的适用体系。

从根本安全利益条款探析国际投资中的再平衡问题

当今国际投资规则对外国投资者保护的重视和对东道国主权利益的忽视不再能够保证投资秩序的平稳运行。实现二者利益的再平衡,既要限制对包括FET条款等在内的投资者保护条款的扩大解释,也要加大对非排除措施条款和自裁决条款等东道国保护条款的适用。其中作为国际投资体制"安全阀"和"风险调配器"的ESI条款尤为关键,但透过包括中国在内各国家的ESI条款的缔约现状和仲裁实践来看,其解释和适用存在诸多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ESI条款在维护东道国利益上的作用,需对其作出相应的完善。

国际投资中的次级制裁问题研究——以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对俄制裁为切入点

次级制裁因其处罚范围由目标国扩展至与该目标国有交易的第三国,从而严重妨碍国际投资的便利化而备受关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仍在延续惩处那些名义上违反国际强行法而实际上不符合美国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的目标国以及协助目标国的那些国家或公司的做法。由乌克兰危机引发的针对俄罗斯的次级制裁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为了抑制美国式的域外法权,必须依赖世界贸易组织安全例外条款确立的自裁性审查机制,只有符合《联合国宪章》第7章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安全例外条款的次级制裁才具有国际法上的正当性。在乌克兰危机中,中国投资再次面临次级制裁的风险表明,借鉴他国的经验,反次级制裁立法已迫在眉睫。利用双边投资协定中的自裁决条款和利益否定条款,并积极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则是反次级制裁的合理救济路径。

国家安全例外在互联网贸易中的适用及展开

贸易与安全问题向来是国际法的阿克琉斯之踵。WTO协定试图在自由贸易与国家安全之间划定一条平衡线。在安全例外条款中,虽然缔约方被赋予一定程度的自裁决权,然而根据善意原则,缔约方应以国际公法的惯常解释规则进行条约解释与适用。在理论上,"重要安全利益"自动地包含超越"一般安全利益至上"的网络安全;同时,"战时"与"国际关系紧急情况"将自动拓展至网络空间。由此,以网络安全为由的贸易限制措施应满足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作为贸易大国,我国应合理利用安全例外条款保障我国的网络安全,并以贸易规则合法地对抗西方国家对我国产品的国家安全审查。

澳大利亚对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研究:——以中国企业投资为视角

一、引言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bou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OFDI')总额(包括非金融类投资和金融类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1]2014年,中国OFDI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当年非金融类OFDI流量达到1231.2亿美元,比上一年度上升14.2%。[2]而同期,中国实际利用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为1196亿美元,同比仅增长1.7%。[3]如果计入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所获利润的再投资。

数据跨境流动之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制衡、边界与建构

数据跨境流动作为数字自由贸易发展的重要环节与因素,其规范备受数字贸易协定关注。全球层面的数据跨境流动面临数据主权与数据自由理论纷争,其核心集中于数据跨境流动可能对一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反映在国际协定谈判中则是各国对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态度。对安全例外条款是否自裁决条款的争论分化出三种立法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谈判主张不采用安全例外条款,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代表的数字贸易谈判建议限制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自裁决属性,另有国家建议维持传统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下安全例外条款的形式。鉴于我国维护国家安全与推动数字贸易自由的双重需要,应当在维持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存在的同时,审慎对待其自裁决性质,推动渐进式的例外条款范式转变。

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国家安全例外第三方管辖权研究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将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纳入其中,但相比于其他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框架协议》中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措辞有其特殊性,由此引起的'由何者对援引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案件进行管辖'有讨论的必要。本文通过对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本质的分析,进而以《关贸总协定》(以下简称'GATT')中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管辖主体为切入点,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建议在《框架协议》中采取列举的方式单独列出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中,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管辖主体,同时强调善意原则以及举证责任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