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的中西“年代学”问题

16世纪末 ,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向读者介绍了《圣经》“年代学”。《圣经》“年代学”按照“亚当族谱”定历史 ,宣称世界历史一共“五千五百五十年” ,所有民族 ,包括中国人 ,都是犹太人的后裔。这个“年代学” ,以及附属于该学说的“自西徂东说”、“中国人种西来说” ,在中国引起不同反应。更有兴味的是 ,1 7、1 8世纪的在华耶稣会士从儒家经典中察觉 ,中国历史有“四千年”的文明史 ,而夏、商、周三代之前的史前历史应该更长 ,远远超过《圣经·创世纪》的“年代学”。在华耶稣会士写信回国 ,要求按照中国人的记载 ,修订欧洲的“年代学”。伏尔泰最终按中国年代学确立了近代历史观 ,从中可见中国的儒家历史观对于欧洲 1 7、1 8世纪历史学的重要影响。

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

明末清初,战国以来中国学者编排的从盘古到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与建构的中国民族文化起源本土一系说,首遇耶稣会士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的激烈挑战,并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首次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之争。由于中西方学者均对于对方文化缺乏实质性的接触和义理疏通,耶稣会士积极倡导的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和康乾以后主导中国学界的"西学中源说",多缺乏严格意义的学术价值。激烈的辩论背后,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旨趣格外明显。辩论开启了近代中西学术"会通"之先河,加速了中国古史观念的更新,引出了一个跨学科、前瞻性的国际学术课题。对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的价值,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显然并不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