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觉自治型乡村治理模式的生成条件

从我国村民自治政策实施效果来看,社会自主性的发育与发展离不开以下四个基础性条件:(1)经济发展;(2)利益分化;(3)公民素质;(4)政府控制和主导社会力量的程度。而后者更具决定性作用。

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

研究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需要注意三条线索,即成本—收益线索,权力—权利线索,传统—现代线索,三条线索构成了一个影响(推进或阻碍)乡村治理进程的作用框架。任何试图以单一模式涵盖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的努力都将是不全面的。根据在双向民主化进程基础上实现"自治精神"的原则,应尊重乡村民众的自主权和自发创造能力,自下而上推进民主治理进程,使其与自上而下的治理进程相平衡,由"治民"传统走向现代"民治",以期形成多面相的乡村治理局面。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政权转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囿于国家治理视角相对抽象化与社会治理视角相对表层化的局限,基层治理视角理应回归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然逻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自主实践,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样态体现为目标一致的公共事务、“一核多元”的协商共治和责权利一体的分类治理。该实践基于“行政激活自治”机制,通过利益关联、责任网络与动员结构构建,实现自治动力激活、自治能力提升与自治行动促成,保证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基层政权的重心下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形成“嵌入型政权”,而从“悬浮型政权”向“嵌入型政权”转型,蕴含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增强了基层治理韧性。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革

中国社会正在快速转型、城镇化在快速推进,然而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有近一半的人生活在乡村,乡村社会依然是重要的社会空间。目前,村民自治是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在组织和管理村级经济、发展和管理乡村公共空间、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村民自治也需与时俱进,为推进新形势下农村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自治公社: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一种选择

从目前看,中国乡村发展主要存在三大矛盾:一是生产的“小”与市场的“大”的矛盾,二是政治的“强”与经济的“弱”的矛盾,三是物质的“实”与精神的“虚”的矛盾。如何解决好这三大矛盾,笔者认为应积极推进“六化”。一是应以自治化、民主化为原则,大力推进乡镇体制改革。二是积极推进经济层面的规模化、合作化和技术化。这里规模化和合作化的重点应是流通领域,技术化的重点应是生产领域。三是积极倡导乡村新文化。为了实现“六化”,中国乡村发展应充分借鉴传统人民公社体制的有益成果,如规模化、合作化的特点;同时,应努力克服传统人民公社体制的不足之处,如政治对经济的过度侵蚀等;应对传统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否定之否定,建立一种自治公社体制。

融合式治理 生态型发展——崇明区构建“生态、发展、治理”乡村治理体系

自2019年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开展以来,崇明区深入贯彻中央、本市关于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积极探索符合超大城市远郊特点、符合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要求的“融合式治理、生态型发展”乡村治理模式,努力构建“生态、发展、治理”相互促进、协同共赢的乡村治理体系。

政企合作与乡村自治:近郊旅游式乡村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近郊旅游式乡村寄托了中国人对乡土社会的心灵意境,也是乡村振兴、城乡统筹的重要路径。梳理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历程,提出外源性政企合作与内生式乡村自治是两种主要的治理模式,并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发现政企合作模式发生了由企业主导转变为政府主导、居民参与的进化,乡村自治模式发生了由村治精英主导到多精英协同治理的重构。两种模式均致力于实现乡村人居环境改善、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乡村居民心理适应,就治理绩效而言,无论哪一种模式,解决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一系列“负外部性”问题、提升村民的自主参与性是保持旅游式乡村治理模式可持续的关键。

从村级自治到多元共治:乡村纠纷调解的逻辑转向及其优化——基于“结构—行动”视角的分析

乡村纠纷调解是一种基于结构与行动的交织过程,表征为乡村社会结构下解纷行动者的策略选择逻辑。乡村纠纷调解遵循村庄内生力量主导下的自治进路这一传统逻辑,形成了与乡土社会小农经济生计模式、家族宗法制度、儒家思想和合观相适应的解纷机制。随着乡土社会结构的转型,村级自治型调解的动力、能力和效能渐趋弱化,乡村纠纷调解需要实现从村级自治型向多元共治型的逻辑转换。多元共治型调解模式通过村级调解组织的能动性治理,创设居于乡镇与村组之间的片区调解单元,促使差异化调解行动者的资源制度化,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为发挥多元共治型调解的治理优势,需要立足乡村社会结构转型现实,坚持基层党组织对纠纷调解的领导地位,优化片区调解单元,厘定调解行动者权责结构,激活传统与现代调解资源,以适应乡土社会的发展变化。

乡村共识型自治模式的建构

构建乡村共识型自治模式,通过不同层次和各种方式的合作共同解决乡村问题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努力方向。共识型自治模式要求乡村不同利益主体在信任的基础上平等地参与乡村治理,共创利益、共担责任、共守承诺以及平等地享有合作成果。乡村共识型自治模式的建构以权利义务的一致性为纽带,以德治为依托,以法治为保障,以期通过多方主体的共同行动促成乡村振兴伟大目标的实现。

协商民主与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探析——基于“三群”农村社会自治模式的思考

近年来,大黎村通过实施群议、群建、群治的(以下简称"三群")农村社会自治模式,提高了民主协商为民办实事的效率,改变了在为民办实事过程中出现的群众认可度低、参与性不强的难题,有效地探索了创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新路,促进了全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本文简要描述了大黎村"三群"农村社会自治模式的基本做法,阐述了农民权利意识崛起,乡村治理面临新挑战,分析"三群"农村社会自治模式的价值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深化推进的对策及建议。

外生型与内生型村民自治模式比较研究——兼论外生型向内生型村民自治转型的条件

外生型村民自治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以国家政权建设思维下的国家治理需求为逻辑起点;内生型村民自治则是以21世纪社会建设思维下的农村内生需求为逻辑起点。因应村民自治的发展历程与实践,外生型村民自治的发展路径是从自然村上达到建制村,内生型村民自治的发展路径则是从建制村下沉到自然村或村民小组。外生型村民自治依靠政府外力推动并以组织建设为重心,自治多处于悬空状态;内生型村民自治则在内生外动中建立多层次的村民自治体系,让自治真正落地。从外生型村民自治走向内生型村民自治,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村民自治实现形式体系应更为丰富,二是村民自治发展路径应更为多元,三是村民自治不能沉迷于小共同体,四是要实现自治与他治的有效衔接。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西部留守型村庄的内生秩序与治理之道--基于鄂西D村的田野调查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前提和基础,在于厘清当前我国农村在村人口的基本生活秩序。既有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教育学视野下的相关主题研究问题视角突出,有将留守现象问题化、甚至道德化之嫌,忽略了留守议题背后丰富的家庭再生产实践和经济机会结构。基于鄂西D村的田野调查表明:中西部留守型村庄的出现,起点是打工经济,调节因子是家庭再生产目标导向下的家庭内部劳动力分工,留守生活只是其实践结果。这一留守局面,并非单纯由城乡二元制度决定,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经济因素,更是农民家庭以代际分工或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主流家计模式的策略选择,不宜过分放大极端个案中留守问题的悲情之处。中西部留守型村庄中,高龄老人群体日常照料需求、困难家庭民政救济需求、留守儿童高质量教育需求、小农家庭便利生产需求等多重属性公共品需求突出,亟待国家切实履行公共品供给主体责任,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及时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过渡与转型:管理哲学视野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变迁——以我国街道办事处为考察对象

街道办事处作为行政派出机构是建国初期我国特殊时期的产物。近年来街道办事处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从管理哲学角度看主要是组织与环境、个人与组织的问题。因此,转型阶段我国街道办事处需要重新定位其过渡角色,坚持人本管理和渐进式改革,实现新形势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变迁,将街道办事处由行政派出机构,逐渐转变成培育公民自治能力的过渡机构,协调社区居民与政府间关系的行政办事机构。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增强乡村治理能力。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发挥群众参与治理主体作用。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和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创建。

从自治、法治、德治三个维度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治理有效'就是要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加强基层民主和法治建设,'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过渡与转型:管理哲学视野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变迁——以我国街道办事处为考察对象

街道办事处作为行政派出机构是建国初期我国特殊时期的产物。近年来街道办事处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从管理哲学角度看主要是与环境、个人与组织的问题。因此,转型阶段我国街道办事处需要重新定位其过渡角色,坚持人本管理和渐进式改革,实现新形势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变迁,将街道办事处由行政派出机构,逐渐转变成培育公民自治能力的过渡机构,协调社区居民与政府间关系的行政办事机构。

乡村治理试点的模式、问题及改革

我国2014年启动的村民自治试点,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由农村传统经济领域向农村综合治理领域的拓展与转变。村民自治试点纳入了自上而下集中管理的模式,这一模式与村民自治的自主性、区域多样性以及发展的渐进性产生着诸多冲突。未来的改革要着力于厘清村民自治与现代国家多层级治理间的关系,推动形成多层级治理间科学、合理性的治理逻辑,针对现实问题,强化乡村自治自主性的保障,维护乡村治理的应有空间,以自主性推进多样性和创新性,推动乡村治理的渐进发展。

统筹城乡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模式研究——基于成都市30个乡镇45个村的调查

在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大背景下,原有的"乡政村治"模式已难以适应改革的需要,这就需要大力的推进乡村治理模式的嬗变。对成都市30个乡镇45个行政村的基层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成都市乡村治理的一般模式为"县政乡派村治",其运行中的问题是精简不彻底、效率低、不透明,原因是时滞性、过渡性、农民权益表达的缺失。成都市乡村治理模式应是"乡镇自治"。

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研究——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

实现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是什么,通过怎样的策略能够振兴资源型村庄,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为了探讨资源型村庄的有效治理模式,本文从十九大提出的中国乡村振兴时代背景出发,建立了一个"任务型治理"的理论框架,并在此框架下使用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是一种围绕解决资源型村庄建设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定任务而采取的方式、手段与途径。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模式中能否有效地实现治理目标,促进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其关键点和难点正是对于任务的界定,以及根据各个不同阶段的任务而不同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所达成的一种良好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通过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不仅能够取得重振村庄组织活力、复兴产业实力、重塑文化魅力、再造环境美化等村庄外在层面的振兴,而且更能够达到村民主体性的确立、社会资本的培育、多元参与的建立以及乡村精神的重塑等村庄内在层面的培育,真正实现资源型村庄的振兴繁荣。

功能指向型乡村治理机制研究:类型、逻辑与路径

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改变乡村发展格局,必须高度关注乡村治理机制创新问题。借助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尝试归纳提炼功能指向型乡村治理机制概念,并从主体、资源与文化三维视角出发,科学分析其应具有的基础构成要件。通过主体自觉激活乡村治理和机制创设工作,并推动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继而构筑动力型乡村治理机制;优化资源互动既能解构乡村治理机制的工作图景,还能高效提升治理机制的工作效率,进而创新效率型乡村治理机制;而积极推进新型治理文化重塑不仅能够提供乡村治理机制的创新场域,还能维持治理机制的持久价值,最终打造长效型乡村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