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主体范围的扩展——单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研究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已于2012年正式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标志着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在我国立法中得以确立。但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该条款是否适用于涉案企业等单位主体,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将该权益的主体扩展到单位也无实质意义。在企业合规改革逐渐深化的当下,加强对涉案企业刑事追责过程中相关诉讼权益的保护,与以企业为代表的单位的诉权保护立法简陋的矛盾日益凸显。通过立法的方式,将单位明确规定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的主体,并辅以配套保障制度,已成为完善单位犯罪立法、保护涉案企业正当法律权益的必然选择。虽然,单位因为不具备自然人的耻感,对其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进行保护的紧迫性较自然人弱些。但单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在我国当前社会事实下仍有其正当性基础。我国应秉持制度功利主义权利观,通过立法明确赋予单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

镶套、内卷与自证:社会工作者书写的三重动力机制

一线社会工作者的写作是社会工作实践本土化发展的重要载体,现有研究对社会工作写作的关注不足。必要的写作、必要但仍不充分的写作、夸大(甚至是虚假)的写作构成了社会工作的写作图景,并非新管理主义和专业异化可以解释。基于“治理情境—专业应对”的分析框架,发现在项目制约束下,社会工作者将碎片化的活动以标准模式书写,不仅是科层制下问责与绩效呈现的层层镶套,也是社会工作机构应对“内卷”的主动选择。此外,规范书写也是展示和证明社会工作者自身专业性,争取专业承认和发展空间的举措。增强书写的主体性和专业自觉,推动社会工作书写发挥连接反思性职业和专业科学之间的建设性作用,是中国社会工作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

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及汽车产品自检自证研究与建议

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自2002年5月1日正式开始申请,目录内产品需满足相关要求、获得CCC证书才可在国内销售或完成进口。为深入贯彻落实“放管服”政策,切实减轻企业的检测认证负担,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不断调整完善。对汽车产品实施自我声明、自我承诺和自检自证的检测认证方式应运而生。本文通过对现有政策的梳理和对具有代表性企业的专项调研,确定了汽车企业自检自证的能力,评估了可能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了深入剖析,对汽车产品自检自证工作提出了相应管理方案和监管建议。

智能合约技术自证与国家信用认证的耦合——以批量化解金融借贷纠纷为导向

区块链智能合约是以区块链技术作为基础,实现合约“自动执行”的一种程序运行模式。由于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可溯源、可编程、不可篡改特性,故区块链智能合约对网络赋强公证具有安全保障技术优势。基于金融借贷纠纷的社会特性,通过区块链智能合约在网络赋强公证中的合理嵌入或能更加高效地化解批量较大、金额较小、法律关系较为简单的金融借贷纠纷。故有必要从网络赋强公证的核心程序出发,将“债权文书公证阶段”和“申请赋予强制执行力阶段”有效衔接,探究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嵌入路径,构建合法合规合理的“智能合约-网络赋强公证一体化”基本范式,警惕技治主义下的单一技术自证,实现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自证与国家信用认证之双重保障。

“学习当事人自证”方法及其“真诚治学”的培训效果研究

网络形式下的教师培训更加依靠教师自主学习,培训效果也取决于教师是否真学。基于教师培训中存在的“学习缺位和虚假学习”的问题,从促进教师自主发展的“学”环节运用“学习当事人自证”的操作方法,指导教师实现“真诚治学”。以胡塞尔纯粹现象学认识论作为立论依据,阐述“学习当事人自证”方法命题之“所指”与“能指”。最后,在教师培训实践中操作“学习当事人自证”方法,阐明其操作的可行性及其“真诚治学”的培训效果。

企业自行监测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冲突和解决

当前我国正大步迈入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自行监测作为环保领域数字化转型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企业根据自行监测所获取的监测数据有可能成为企业违法犯罪的不利证据,企业面临着因自我提供的证据从而导致陷入“强迫自证其罪”的题难,这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精神实质不相符合。本文认为,企业自行监测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存在着冲突,但自行监测作为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对冲突有一定的合理性解释,从合理性角度上论证只能证明自行监测制度的存在是合理的,但不能实质性解决冲突。为寻求解决路径,本文从企业权利和法律价值的角度,平衡两者的冲突,最后将社会信用制度引入环保领域,从冲突的量、冲突的质以及自行监测制度的局限性三个层面分析冲突,提出优化路径。

魔镜中的一米阳光——帮敏感多疑女孩走出消极自证预言的心理剧

【剧情简介】小敏是一名敏感多疑的高中生,在与同学、父母发生冲突后,陷入了消极自证预言的心境,开始刻意疏离身边的人,甚至不惜与他们发生冲突,致使人生陷入了黑暗的泥潭。后来,在心灵魔镜的帮助下,看见并理解了自己的模式,走出了自证预言的怪圈,重新收获了友谊和亲情,遇见了心灵之光。

“我说什么来着”的自证功能及其形成机制

“我说什么来着”的核心功能在于“展示说话人的自证态度”,不满、抱怨、提醒等都是在该自证功能之下的附属性产物,其本质是说话人的认识情态。“我说什么来着”的形成动因与“来着”的确证情态功能的吸收和第一人称代词“我”划定信息领域的作用有关。其形成机制在于违背关系准则触发的语用推理与遵循礼貌原则实现迂回自证。

基于AI+GIS的海量视频智能自证软件研发

在地震队钻井工序,质控人员人工目视检查海量钻井施工视频的方法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时间才能完成。本文结合人工智能(AI)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统(GIS)两者的优点,详细地论述了海量视频智能自证软件的设计和实现。该系统实现了地震队质量监控从人眼浏览模式向人工智能模式的转变,缩短了视频检查时间,减少了视频质控用工比例。同时,该系统还具备可视化分析功能,通过图表和报表的形式展示钻井过程中的数据和分析结果,方便用户进行数据分析和决策。

父母期望的自证预言效应 农民工子女研究

自证预言效应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本文在概要评述自证预言概念的缘起、发展及其实现过程的基础上,运用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三角测量法,考察了农民工子女的父母期望对其学业成就的影响。研究认为,父母期望具有强有力的自证性影响。在"父母感知"与"孩子学业成绩"之间的相关关系中,有3/5是源于父母期望的自我证实。研究还发现,亲子沟通质量是父母期望正确性的调节变量,父母期望存在着言语报告和行为表现上的不一致。

唯识学中“自证分”的基本意蕴

现象学与佛教唯识学(the Yogachara Buddhism)都以心识的结构为观察对象,因此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意识哲学。佛教唯识学比西方哲学更早在心识结构中把握到了"自证分"(svasamvittibhaga)的存在与活动,尽管前者并未像后者那样赋予自证分在心识中之意义与作用方面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背景下,尤其是在现象学的背景下,可以从横向的(静态的)和纵向的(发生的)两个方面探讨佛教唯识学四分说中"自证分"的基本意蕴:横向考察是指对心识的"三分"结构中的自证分的分析,纵向考察是指对贯穿在"八识"(the eight kinds of consciousness)中的自证分的分析。这些考察最后导向对自证分在佛教中的主要理论功能和实践功能的认识。

论德性自证:问题与进路

德性自证,是走向真善美统一的自由德性的重要环节,也是冯契德性思想中一个富有原创性、个性化的理论表达。它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想,在深入反思中国近代以来伦理价值观变革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哲学重在求德与西方哲学重在求知的传统,在广义认识论的框架中统一起来,为打通不同文化传统意义的德性论确立了一个牢固的本体论基础,开创了德性伦理研究的新路向。冯契的德性自证理论,既是一个极富洞见的道德探究范式,也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证成和完善的伦理学方案。

人的自证与唐诗宋词中的价值建构

人的自证来源于中国文化中人的"自足性",指人不依赖于外在价值评判系统的内在价值的自我贞立,往往与悲剧意识相伴生。人的自证与唐诗宋词中的价值建构有着深刻的联系,其主要表现方式为人的自证与人类总体意识中的价值建构、人的自证与"向空而有"的价值建构和人的自证与"向有而空"的价值建构。吟诵这些诗词是积淀具有历史合理性价值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论行政调查中的不得自证己罪原则

不得自证己罪原则是指任何人不得被强迫作出不利于自己的供述,其法律效果包括禁止处以刑罚等制裁、禁止在举证责任上产生不利于被告的事实推定效果、禁止加重量刑、供词在证据法上无效。不得自证己罪原则有在行政调查领域适用的必要性,可采用向公民直接赋予不得自证己罪特权或公民虽不享有绝对的不得自证己罪特权,但拥有刑事追诉的相对豁免权利的适用方式。在我国立法基于行政调查效率的考虑,主要强调行政机关职权调查范围扩张的背景下,应在暗中取证领域先行引入不得自证己罪原则。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探析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是一切崇尚法治的国家所必须坚持的刑事司法准则,也是法治国家公民所享有的重要的宪法权利。自美国宪法正式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及诉讼能力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提高。正在进行法治国家建设的中国同样有必要确立这一特权规则。为此应当废除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如实供述义务,建立和完善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有关的配套规则,同时在宪法上将这一特权正式确立为公民的宪法权利。

思想政治理论“金课”建设中的自证式考核探究——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为例

在全方位打造思想政治理论“金课”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重视教学内容和形式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更需要有效的考核方式来检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含金量。以学生主体的认识规律为基础,以在场学生的体验反思为内容,以文本为形式的三维立体“自证式”考核方式是检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可行路径。

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回答义务的冲突与平衡

新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同时,又保留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原有"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两者抵牾,必将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困惑和冲突。必须认真对待两者的冲突,顺应刑事诉讼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的实现为导向,兼顾司法实践需求,降低法律自身的冲突,避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这一法律原则落空,应提升法官的心证能力,去除对口供的路径依赖心理,实现从人证到物证侦查模式的转变,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降低非法获取口供的诱因,以实现对两者冲突的平衡。

如实供述与自愿认罪的新构建——以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为视角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受到两方面的限制:其一是保留的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其二是如实供述、自愿认罪狭窄的认定范围。因此,有必要以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重构如实供述、自愿认罪的认定,即扩大如实供述、自愿认罪的认定范围;恢复自愿认罪的程序意义;对被强迫如实供述的,能确定无罪的宣告无罪,不能宣告无罪的,应从轻、减轻处罚。

事实自证制度在医疗侵权案件中的运用

在处理医疗事故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我国现行的医疗事故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存在着诸多不和谐之处。应该引进英美法中的事实自证的证明方式。事实自证的证明方式在处理医疗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有其优势。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侦查讯问——侦查讯问的法理学思考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作为现代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刑事司法原则,对刑事案件的侦查讯问活动起着重要的规制、引导作用,是刑事司法中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措施之一,是一国是否真正尊重、保护人权的重要体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障了犯罪嫌疑人人权,促进刑事侦查活动的科学化;二是促进了司法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三是促进了法的终极目的实现。因此,它必将对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及法的实现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