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回答义务的冲突与平衡

新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同时,又保留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原有"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两者抵牾,必将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困惑和冲突。必须认真对待两者的冲突,顺应刑事诉讼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的实现为导向,兼顾司法实践需求,降低法律自身的冲突,避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这一法律原则落空,应提升法官的心证能力,去除对口供的路径依赖心理,实现从人证到物证侦查模式的转变,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降低非法获取口供的诱因,以实现对两者冲突的平衡。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制度渊源及在中国的贯彻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并公开承认强迫公民认罪的非正当性,这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又一重大突破。要实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价值预设和法律功能,需要对其制度渊源与正当性作进一步的考察,以促进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中国的贯彻与落实。

浅谈“如实回答义务”对我国刑事司法的影响——兼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程序保障

本文以对《刑事诉讼法》第118条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义务"的阐释作为基础,分析了我国法治进程中在人权保障视角下,"如实回答义务"对我国的刑事司法进程产生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如实回答义务"也会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发生冲突,本文提出应当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指导地位,从犯罪嫌疑人利益角度重新理解"如实回答义务",进而提供了旨在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提供程序保障的合理路径。

试论我国应确立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现代法制国家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是禁止强迫公民自证其罪。本文主要从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我国确立的必要性,结合我国国情探讨如何确立该原则及其配套规则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我国应当采纳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根据我国国情,在确立该原则的同时,设计相应的配套规则。

浅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追诉人人权的保障,这是我国社会发展和法制建设逐步完善的产物。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有效贯彻该原则,值得我们探讨。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概念、与沉默权的比较、入法原因以及具体适用方面分析,探讨如何将该原则更好地运用到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陈述义务

新《刑事诉讼法》第50条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内容,首次在立法中引入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这与国际刑事司法中的沉默权有所不同。《刑事诉讼法》第118条保留了如实陈述义务,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沉默权,但又增加了"坦白从宽"的规定。以沉默权为连接点,协调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陈述义务,为进一步完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提供程序保障,以使该原则真正得以落实。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本土化及出路——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起源于欧美大陆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现已在世界范围内逐渐确立为一项通用的刑事诉讼原则。直至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正式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加入相关条文,并区别于沉默权和如实供述义务。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我国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已有一系列“本土化”进程。进一步规定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违反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法律制裁,将有助于谋划和完善该原则在我国的未来和出路。

对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供述义务冲突的探析与反思

我国《刑诉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禁止自证其罪原则,根据禁止自证其罪原则之内涵,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于于己不利的提问有权拒绝回答。但是在《刑诉法》一百二十条中又赋予被追诉人如实供述义务。在必须供述和可以沉默之间,是无法调和的直接冲突。其背后也蕴含刑事诉讼程序与保障人权之间的价值取向的对立和底层逻辑假设冲突。对二者冲突化解的路径是:(一)对如实回答义务的限制解释;(二)对沉默权的呼吁;(三)明确违法取证的救济途径,落实侦查人员违法取证的责任追究制度。同时借助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完善刑事侦查技术手段,逐步减轻侦查人员对口供的依赖性。

浅析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我国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 罪”的规定,2018 年 10 月 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新修刑诉法仍保留了“不得强 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内容。由此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 有保障被追诉人人权的价值倾向,但是立场还不够坚定。对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系统和深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增强人权保障理念,推动我国刑事司法制 度的改革。本文以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为研究 对象,来浅析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概念、适用主体、行使 方式以及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沉默权”的关系。

论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本文阐述了联合国人权公约中“不强迫自证其罪”规定的意义 ,分析了强迫自证其罪的构成 ,提出强迫自证其罪的法律后果分为 :国家责任、实施者责任和取得证据的排除。文章分析了目前在我国确立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困难 ,同时也指出了这方面存在的有利条件。作者认为 ,在我国确立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不能一步到位 ,而需要逐步实现 ,并就此提出了具体的设想。

刑事诉讼法律解释方法的顺序规则初探——以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应当如实回答之关系为范例的分析

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的持续深入发展应当关注解释方法的顺序规则,细密、规范的法解释规则有助于严格、善意地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是防范司法解释部门利益化的需要,对于过于倚重价值权衡的解释方法之趋向也能发挥纠偏功能,归根结底是刑事程序形式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刑事诉讼法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应依次为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与例外情形下的目的解释。上述方法次序应用于第50条与第118条之关系的解释时得出的结论为,第50条确立了国际公约中的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讯问可以保持沉默,但这并非沉默权的规定。破解两个条文的矛盾,解释学方法具有局限性,留与立法解决更为适当。

无罪推定原则之辨正

无罪推定原则被普遍赋予的含义是将判决之前的被指控人设定为无罪之人,此为保护性的暂时的实体设定,不存在反驳问题。贝卡利亚首倡的并非无罪推定原则,只是对有罪推定的否定。作为证明责任规范的无罪推定不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普遍含义。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部分地源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之义既非无罪推定,亦非禁止有罪推定,只是禁止在判决之前对被指控人的犯罪作肯定判断。在法治原则下无罪推定不是必须的法律技术设计。

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研究

防止冤假错案是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言辞证据采取较为严苛,而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较为宽松态度的现实基础。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针对非法实物证据,否定其证据效力以遏制非法取证行为。我国可以借鉴确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自白任意性规则。在实践上,"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条款包含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公正,"应当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条款应区分适用于非法证据排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进展与不足——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为背景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通过完善辩护制度,进一步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与此同时,还扩大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增加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并且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具体规定。《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规定有其进步之处,但也有其不足。

禁止自证其罪与刑事证明妨碍的冲突与衡平

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禁止自证其罪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据提出上的自由裁量权,证明妨碍规制制度则限制特定的证据处分行为。划定两者之界限须考量证据处分行为的类型,有些为禁止自证原则覆盖,有些则属证明妨碍行为。对于刑事证明妨碍并非绝对不能适用证明妨碍推定之方法。同时根据追诉事实与证明妨碍事实二元化、差异化之设想,可同时采其他制裁方法。

德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证人拒绝作证的新发展——从两个案例出发

中国学界近年一直激烈讨论外国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其中包括德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禁止制度。对于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不得自证其罪原则"和第52条至第54条规定的"拒绝作证权"的讨论尤为激烈,纷纷主张在中国建立相应的刑事诉讼制度规范,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证人的权益。德国法判例表明,违背"不得自证其罪原则"将导致德国法上的证据使用禁止。另外,德国法庭审判强调直接审理原则,其中调查程序中的笔录不可以作为证据在法庭审判中宣读,甚至对于传闻证据——调查程序中进行审讯的警察和检察官——也不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