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雇佣者抑郁症状的潜在转变分析

目的:探索自雇佣者抑郁症状的类别、转变,并进一步分析公平感和家庭观念对抑郁症状潜在状态及转变的作用。方法: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T1)和2018年(T2)中1355名自雇佣者,采用CFPS中的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简表(CES-D 8)、不平等量表(IS)与家庭观念量表(FCS),使用潜在转变分析(LTA)探讨抑郁症状的变化模式以及公平感和家庭观念对其变化模式的作用。结果:根据LTA及各条目得分情况,借助程度命名法分为低抑郁症状组(n=774)、过渡组(n=497)和高抑郁症状组(n=84);各抑郁症状组保持原组的概率为70.5%、65.5%和47.6%;高、低抑郁症状组向过渡组转变的概率为32.0%和25.7%,过渡组向低抑郁症状组转变的概率为23.9%﹔公平感作用下,高抑郁症状组在T1时间点的发生比(OR)为0.73,过渡组转变为高抑郁症状组的发生比(OR)为0.70;家庭观念作用下,低抑郁症状组中男、女性转变为过渡组的发生比(OR)分别为1.01、1.15。结论:自雇佣者抑郁症状存在3个类别,从T1到T2倾向于从高程度组向低程度组转变;公平感和家庭观念在其潜在状态与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农民工自雇佣就业选择研究

自雇佣已经成为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方式,本文利用工具变量的Probit模型对农民工自雇佣的就业效果以及影响农民工自雇佣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从事自雇佣的农民工获取了更高的工资收入,具有更优的社会资本以及相对比较高的社会融入感,但同时也具有更重的工作强度;教育显著提高了农民工从事自雇佣的概率,而与家庭成员有关的社会资本则不会对农民工的自雇佣选择产生显著影响;年长的、已婚的、男性的农民工成为自雇佣者的可能性更高,失业经历只会显著提高女性农民工从事自雇佣的概率。

政府培训对农民工自雇佣的有效性评价——基于扩展probit模型的经验研究

基于2013年和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中的社会融合调查数据,应用扩展probit模型分析了政府培训对农民工自雇佣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培训能够促进农民工自雇佣概率显著提高14.2%;相对于雇主型自雇佣,政府培训更有助于促进农民工自主经营型自雇佣;政府培训不仅可以通过提高农民工技能型人力资本直接促进农民工自主经营型自雇佣,而且可以通过增加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资本间接促进农民工雇主型自雇佣;政府培训对农民工自雇佣的促进作用具有普遍性,但对女性农民工和低学历农民工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随着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政府培训对农民工自雇佣的促进作用愈发明显;政府培训是改善农民工自雇佣市场表现的有效途径,且对改善职业层次和声望都较低的自主经营型自雇佣农民工的市场表现的作用尤为明显。因此,政府部门应继续大力开发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项目,促进农民工多渠道、多形式高质量就业,从而助力“稳就业”“保就业”政策目标的实现。

自雇佣是否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基于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为探讨自我雇佣是否更能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本文以2013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为依据,以自我雇佣为城市融合核心解释变量,基于经济融合、城市定居意愿、社会融合3个维度进行考量分析。发现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类型和能力差异较大,自我雇佣是一种可能实现的、向上流动的就业方式,更有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服务业就业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江苏地区农户调研资料,归纳总结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行业分布特征,并采用Logit模型进一步剖析服务业就业行业及雇佣模式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以受教育程度为主的个人人力资本是影响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就业的关键因素,社会资本有助于传统服务行业就业,稳定的婚姻关系、良好的沟通意愿、丰富的家庭资本和潜在社会资本有助于传统服务业自雇佣就业模式的形成。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推动职业教育系统性和规范化以稳步提升群体受教育水平、构建多维度非农就业权益保障机制与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建设以鼓励自雇佣就业等服务业就业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灵活就业的影响研究

本文将2019年CHFS数据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匹配,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灵活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维度均能显著正向刺激居民家庭灵活就业;相比于受雇佣灵活就业,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成员自雇佣灵活就业有更显著的正向作用;家庭创业是数字金融促进家庭灵活就业的原因,社会网络在数字金融和灵活就业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即数字金融与社会网络有替代关系;相对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更有利于低收入家庭、西部地区家庭、农村家庭、二线及以下城市家庭进行灵活就业。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包容性增长,更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最后,从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就业性质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差异研究

本文利用CFPS数据对外来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就业性质的不同,有些变量对所有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都有显著影响,而有些变量只对特定群体发挥作用。因此,在制定就业政策、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促进流动人口尽快实现本地社会融合的过程中,既要关注那些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共性因素,也要关注影响特定群体的异质性因素。针对异质性因素,政策制定时必须要有所侧重点。

农民工的自雇佣选择及其收入

文章基于2010年北京农民工调查数据,使用Roy模型研究了农民工自雇佣选择及其收入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能力更强、社会资本更多的农民工具有更高的自雇佣概率;物质资本是影响自雇佣的一个关键因素;自雇佣者在自雇佣部门具有比较优势,与工资收入者相比,自雇佣者有更高的收入,收入差异主要来自于能力等不可观测的因素。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已经有所改善,自雇佣不再是农民工的一种被迫选择。

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会影响子女的认知能力吗——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证据

非农自雇佣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选择,其在改善家庭福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被给予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然而,鲜有研究就其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开展分析。本文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对子女综合认知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会显著提升子女的认知能力。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讨论发现,劳动力非农自雇佣对不同性别、认知能力处于不同分位点子女的认知能力均存在显著影响。本文也从多个维度探究该影响背后的机制发现,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意味着更可能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促进子女学习投入度以及随迁概率的提升。

社会网络、收入不确定与自雇佣妇女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

本文以资本可替代性、自雇佣妇女特征和保护性耕作技术属性为逻辑起点,利用冀皖鄂三省的农村居民调查数据和Binary Probit模型,以秸秆还田技术为例,考察社会网络、收入不确定对农村自雇佣妇女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影响,并通过二阶段IV Probit进行了内生性检验与讨论。结果表明,自雇佣妇女群体人力资本相对弱势,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比例仅为58.97%;62.66%的农村自雇佣妇女社会网络在较低或极低状态下运行,50.12%的自雇佣妇女面临着较高的收入不确定性;社会网络广度与高度提升可显著促进自雇佣妇女耕地保护行动,而网络强度的影响则不明显;非农收入不确定负向影响自雇佣妇女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但农业收入不确定则并无显著影响;社会网络拓展可以有效抑制收入不确定对自雇佣妇女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不利影响,这种抑制作用主要通过非农收入实现,在农业收入方面则不明显。

数字鸿沟影响家庭收入吗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鸿沟"问题不断凸显。本文基于中国家庭普惠金融调查数据,从可及性和使用度两个维度构建家庭数字鸿沟指数,选取人均每平方公里移动电话基站数量作为工具变量,系统研究了数字鸿沟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鸿沟显著降低了家庭的总收入,对家庭工资性收入、工商业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均有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家庭数字鸿沟对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负向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鸿沟对农村地区,三、四、五线城市和老年群体的收入负向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鸿沟通过削弱社会网络、抑制自雇佣创业和降低信贷可得性,对家庭收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提供了家庭数字鸿沟影响经济发展、降低家庭收入的微观证据。本文的研究可为中国数字鸿沟指标体系的构建、经济影响的评估和缩小数字鸿沟政策设计提供微观依据。

“下海”: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转型中的自雇活动与社会分层(1978-1996)

本文提出了机会—流动论的视角,并用来解释不同的社会行动者面对劳动力市场转型过程中机会结构变迁时的反应,以及不同的流动过程如何影响社会分层秩序的改变。作者利用一项全国性的抽样调查数据,检验了中国城市和农村中的劳动力进入自雇业的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在不同的改革阶段是如何变化的,关注的重点是干部如何应对新的市场机会。对调查资料的分析表明,改革初期,教育和干部身份在城市中阻碍了人们成为自雇业者,但是在农村中却并非如此。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城市干部越来越可能成为自雇业者,也只有那些在改革的晚些阶段成为自雇者的人能享有较高的收入优势。本文的结论部分指出,在研究后社会主义转型经济中各个社会群体的优势/劣势的变化时,我们应该将劳动者如何获得社会位置/群体身份的流动过程考虑进来。

数字金融促进了居民就业吗?

通过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居民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家庭部门的就业率。其中,自雇佣就业率显著上升,非自雇佣就业率未受显著影响;创业型自雇佣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就业率的重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镇家庭和中等金融素养家庭就业具有积极影响,对农村家庭和低金融素养家庭的就业促进效应有限。

共享经济下灵活就业法律制度重构

就业市场灵活性与安全性的合理平衡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必然要求。在当前以"灵活就业为主、正规就业为辅"的共享经济就业格局中,我国现行的劳动保障制度往往更倾向于对正规就业的保护,而灵活就业在法律制度以及政策规范上却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乃至空白。故此,在劳动者类型多样化这一特有的国情背景之下,我国应当在立法上准确区分传统就业和灵活就业,借鉴德国"三分法"的经验,赋予灵活就业者以"类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并构建与灵活就业相适应的多层次、多侧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权利救济机制,继而培育和形成一个有保护的灵活就业市场,从而助推共享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