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对党员“自首”问题的因应(1927—1931)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白色恐怖和国民党政府的“自首”政策,一些中共党员或因个人私利,或应地方党组织要求,而选择了“自首”。对此,中共地方组织出于实践需要,灵活执行中央制定的洗刷登记、惩治首恶等措施。1929年下半年开始,结合巡视员反馈,中共中央逐步重塑对“自首”问题的理论阐释,将这一行为明确界定为叛变、反革命,并确立了严厉处置的组织原则,要求必须将“自首”分子开除出党。中共对“自首”问题的因应对于其在逆境中自我修复和安全存续发挥了关键作用,也折射出中共的组织特性与政治文化。

走私普通货物罪单位自首问题研究——以北京某公司走私普通货物案为例

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是自首的两个必备条件。在虚假申报类单位走私普通货物案中的自首认定过程中,主要对自动投案存在一定争议。单位犯罪的二元关系模型,对于准确走私犯罪中的单位自首和个人自首具有重要意义。应从单位走私犯罪中单位与自然人的二元定罪量刑模式、单位走私犯罪中单位和个人自动投案的分离认定、单位走私犯罪中主管人员自首推定单位自首三个方面,分析走私普通货物罪单位自首的若干疑难问题,从而准确认定自首,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论自首中影响“如实供述”成立的六大实务问题

自首作为刑法规定的一项重要情节,事关当事人受到司法裁量时能否从轻或减轻处罚,但由于其成立条件不够具象化,导致实践中对于不同情况是否成立自首存在较大争议。尤其是对“如实供述”的认定,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何时如实供述、如实供述的边界、自我辩解行为、翻供后再如实供述等问题,都可能影响“如实供述”的成立。况且不同的司法机关对此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实务中更应当遵照立法目的,以体系解释明晰“如实供述”的认定逻辑。

别把带孩子去派出所“自首”当成育儿经

乐山市沐川县公安局沐溪派出所值班室近日来了一位特殊的“投案”人——一名11岁的小学生。这位小学生表示,自己好几次悄悄拿了家里的钱买东西,现在来投案“自首”。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民警对小朋友进行了法制教育,让他明白盗窃是违法犯罪的行为,做错了事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后果。(11月29日《成都商报》)近年来,被父母“送进派出所”“自首”的孩子不在少数。

国际公约视角下的自首扩容研究

我国已经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今后的批准生效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将会获得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从而对我国的刑事诉讼发生重大影响。我国的自首制度应当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与时俱进,进行适当的扩容改革,以便更有效地鼓励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坦白认罪,从而提高诉讼效益。自首扩容是顺应自首制度发展进程的扩容,体现自首本质的扩容,改进我国刑事政策的扩容。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一般自首、准自首和特别自首都存在着不少可以扩容的空间。

论自首的构成

自首分为一般自首、准自首、特殊自首是有法律依据和法理基础的。一般自首以自动投案与如实供述罪行为要件,而不应包括"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自动投案也不必"出于自由意志"。刑法第67条第2款的规定从哲学与逻辑上看不应理解为特殊自首,而应是准自首,准自首的"其它罪行"从定罪量刑角度分析宜为异种罪行。特殊自首是独立的自首类型,主要规定在刑法分则或附属刑法中,以特定的犯罪和特定时间段行为为要件。

单位自首若干争议问题探析

目前,单位自首制度已成为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中亟需解决的新问题。基于单位犯罪法典化和实现刑罚目的的要求,单位应能成为自首主体。单位自首有单位一般自首、单位准自首以及单位特别自首三种类型,其成立条件具有特殊性。由于单位自首与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自首是相对独立的,前者成立自首并不意味后者亦是自首,反之亦然。因此,对犯罪单位、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分别决定刑罚。

浅述“数罪的自首”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自首是以一人犯一罪为标准的,对鼓励犯罪嫌疑人悔过自新和减少司法运作成本起了较大作用。但是由于刑法规定的简练概括和犯罪情况的复杂多变,如果只搬用自首成立要件,有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对这一问题应作进一步研究。

刑法中的非典型自首之理解与适用

刑法中的非典型自首主要是指准自首和行贿犯罪中的特别自首。非典型自首与一般自首存在一定差异,属于立法中拟制。对准自首范围的把握,应从立法本意出发,缩限解释"强制措施"与"正在服刑"的含义。应合理解释准自首交代余罪的性质,同种数罪在技术操作上可纳入余罪范畴。行贿犯罪中的特别自首是自首的一种,应注意与立功的区别。

自首制度若干问题探析

我国刑法理论将自首分为“一般自首”、“准自首”、“特别自首”三类。人们对“接受审查和裁判”是否成其为“一般自首”的成立条件、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人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同种罪行的行为是否为“准自首”等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巨大差异。而刑法理论界对“特别自首”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我们应当加强对自首的理论研究,以期自首制度在实践中的准确适用。

谈谈自首的种类

自首制度是我国刑法确立的一种刑罚裁量制度。我国 1997年修定的刑法在总则和分则中规定了一般自首、余罪自首及分则中几种犯罪的特殊自首等三种不同的自首种类 ,尤其是余罪自首和特殊自首的确立 ,进一步完善了自首制度。明确这三种自首种类的划分及构成条件 ,对在司法实践中针对不同对象的不同自首的认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单位犯罪自首的理性研究

单位犯罪自首是贯彻刑法基本原则的必然要求,它符合我国设立自首制度的立法意旨,是承认单位犯罪的逻辑必然。成立单位犯罪自首,它除了具备普通自首的两要件外,还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基于单位自首意志和以单位名义实施。处罚自首的犯罪单位时,要区分单位与自然人的刑事责任。

自首制度疑难问题的司法认定——基于《刑事审判参考》28个示范案例的实证分析

案例的实证分析能够检验和深化理论研究,能够突出司法认定的难点并提供参照的释疑思路。对《刑事审判参考》28个自首案例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自首的本质是犯罪人主动提请司法机关追诉,自首从宽处罚的根据是节约司法资源的功利价值和给与罪犯亲友的人文关怀价值。自首成立要件中必须包含接受审查裁判的要素,二要件和三要件没有本质差异。主动性的理解偏重分析行为人有没有主动投案的可能性,并不是局限于"未被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狭义理解。供述自己罪行的认定服务于实体法意义的定罪量刑,主要犯罪事实就是构成要件事实,包括基本犯罪的构成要件事实和加重处罚的构成要件事实。亲友介入的非典型自首认定依赖对自首本质的领会。

论部分自首

部分自首是对应于全盘自首或全部自首而提出的自首概念。部分自首的存在有着逻辑的合理性与理论的现实性,对其的认定应当区分为审判宣告前的部分自首与审判宣告后的部分自首。

自首扩容研究之必要性

目前看来,现行刑法或者刑事政策等对于自首制度的相关规定,都存在对自首空间有所限缩,对自首成立条件有所限制等问题。自首扩容研究是现实的迫切需要,有利于自首制度的完善,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所以,对自首制度进行适当的扩容研究很有必要,以保证切实实现自首制度的应有价值。

论刑事传唤中的自首认定

刑事传唤作为一种侦查机关针对所锁定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调查与讯问的措施,旨在进一步明确具体的犯罪嫌疑人,从而侦破案件。刑事传唤不是刑事强制措施,不具有强制性。刑事传唤中的自首认定存在不同认识,主要在于对刑事传唤形式要件的忽略与对刑事传唤法律属性的错误理解。对刑事传唤的自首认定应采取统一的思考模式,以肯定说为基础。经刑事传唤到案后的自首认定,应从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与投案的“自动性”进行分析。“放弃自由理论”可以作为自首法定减免刑事责任事由的根据。对于经传唤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应评价为自动投案;自动投案后,若能如实供述自身犯罪行为,则可以认定为自首。

论自首的成立条件

在我国刑法中，自首是一项重要的从宽处理制度，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这一刑事政策在刑法中的体现。它对于鼓励犯罪人主动投案，有效的分化瓦解犯罪势力，及时侦破刑事案件，集中力量打击顽固势力，有效的保护人民利益，维护社会安定具有重要的意义。自首制度的完善，为司法人员正确认定自首及适用刑罚，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对自首的构成及其要件仍存在一些不同认识，笔者从现行立法及自首制度的理论结构上，对自首的成立要件作些探讨。

略论“以自首论”

《刑法》 6 7条第 2款所规定的“以自首论” ,应以“余罪自首”称谓为宜 ,最高人民法院的 《解释》就其构成的规定 ,符合实际情况 。

单位犯罪自首的认定

在我国的刑法中,单位犯罪是一个较新的法律概念。法律上首次规定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的,是1987年6月22日审议通过的《海关法》。至今不过十几年的历史,而对单位犯罪的正式确立,则仅始于1997年刑法典的颁布与实施。就刑事审判实践来讲,目前有关单位犯罪的立法与研究还是远远不够,尤其对于单位自首的研究,更是少有人问津。

论自首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

本文从自首的概念、本质、认定以及对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复杂犯罪情形能否认定为自首分别予以详细阐述。司法实践应根据犯罪人主观上是否有自愿接受国家追诉的心理和客观上又有积极自首的行为来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