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梁古城出土至正四年铭元青花大香炉残片考

本文从器型、胎釉、纹饰、铭文等方面对新发现的浮梁古城出土至正四年铭(1344年)元青花大香炉残片进行考证,揭示了该残片的重要学术价值,对于至正型元青花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至善至正育英才——广州市荔湾区西关培正小学

广州市荔湾区西关培正小学创建于1889年,是一所拥有134年历史的百年老校,与穗港澳培正学校同出一源,一门六校分布粤港澳三地,文化底蕴深厚,名师辈出。学校以“至善至正育英才”为育人目标,凝聚“为幸福而学,为幸福而教”的校园精神,精心培育“善正文化”,打造善正课堂,教育教学质量一直名列前茅,赢得较高的社会美誉度。学校坚持健康第一,以体育人,大力推进各校区特色大课间活动、全员运动竞赛活动,充分发挥学生自主能动性,全面发展学生的运动技能,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培养学生勇于担当责任、敢于面对困难的精神和终身锻炼的习惯。

读史札记:《至正条格》和《元典章》大都及两都巡幸史料四篇

元朝政府行政而生成的公牍文中,遗留至今者有相当一批是所谓硬译体公文书,是以汉字书写而以蒙古语语序组织而构成的公文书。新发现并刊布的《至正条格》中也包含丰富的硬译体文书。关于元朝两都巡幸及元大都城市史,这批文书中有丰富史料。相比于纯粹的汉文史料,对这些硬译体文书的解读,会花费学者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本文对其中四篇文书进行解读,希望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获取新的认知。

张廷玉《明史·太祖纪》至正十三、十四年史事辨析

明清史籍关于明太祖早期发家史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存在至正十三年和至正十四年两大叙述系统。前者主要依据于《明太祖实录》,后者主要依据于《明太祖文集》。经过考辨,至正十四年叙述意见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张廷玉《明史》最终采纳的是至正十三年叙述意见,而舍弃了至正十四年叙述意见,从而造成了《明史.太祖纪》在至正十三年、十四年史事记载上存在不少失考之处,点校本亦未作出校勘案语。由此一例,亦可提醒研究者在从事元末明初历史研究时务必首先仔细辨别史料的真伪情况。

《大元通制》到《至正条格》:论元代的法典编纂体系

元代先后颁布过两部具有法典性质的法律文献汇编——《大元通制》与《至正条格》。《至正条格》残卷在韩国的发现,填补了元代中后期法律文献的空白,使元代各类法律文献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为学界重新认识元代法典编纂体系提供了宝贵资料。透过这两部文献,可以窥知元代立法制度的沿革,亦可了解元代的法典编纂体系及其特色。而编纂时间介于《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之间的《经典大典·宪典》既反映了元代的立法思想,亦代表了编纂者欧阳玄。

莫高窟北区出土《元至正二十八年戊申岁(1368)具注历日》残页考

莫高窟北区第464窟出土一件版刻印本历日残片。经研究,此历为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印本历日。

研究元代刑狱制度的新史料——《至正条格》“狱官”条格初探

《至正条格》是新发现的元朝的第3部法典,其中条格部分第33、第34两卷是题为"狱官"的条格汇编,保留了大量的研究元代刑狱制度的新史料。通过这些条格,可以对元代的刑狱制度有大体的认识和了解,如元朝重视死刑审判、刑罚总体较轻、司法中存在明显的蒙古因素和民族歧视现象、人道主义精神多有体现、刑狱审判过程中相关机构职责不明、司法腐败非常严重等。

从《至正条格》看元代的茶引

2002年新发现了元朝后期的法典《至正条格》,其"断例"部分"厩库"门"茶课"条所载6款,是茶引上印刷的文字,这些文字虽见于他书而记载不详。元代"茶引"的性质是"贩运凭证",直接继承的是北宋初期的制度;元代茶"公据"才具有北宋末到南宋时"专卖税"的性质。茶引文字是最基本的茶引条画,规定了贩茶程序、私茶的处罚、官吏沮坏茶课等内容。茶引和公据的密不可分,使元朝形成了一套比宋更为完善的茶引之法。

钱大昕《元进士考》中至正甲午科进士续考

本文对钱大昕《元进士考》中列出的 16名至正甲午科进士进行了详细考证 ,指出了其中的错误。又另考出该科进士

莫高窟第256窟至正年间“大宋国”题记考释

本文考释了敦煌莫高窟第256窟东壁门北元朝至正年间所题的“大宋国”题记,认 为它可能与南宋皇室后裔赵完普等人被元政府迁徙到敦煌安置的事件有关。

论《至正集》的民族宗教文献价值

《至正集》是元代文人许有壬的著作,内容丰富,汇集了其一生的文章,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元代民族宗教史料,特别是一些碑文、序跋、题铭等,很多涉及到元代民族宗教问题,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本文就《至正集》中的民族宗教文献价值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元至正三年前《宋史》的编修及流传——以元人著作所见“宋史”为视角

早在至正五年《宋史》定稿之前,元人著作中就大量提及"宋史",有些更是明确引用。宋朝国史和其他官方史籍均为分段编修,书名中不可能出现"宋"字。元人往往简称宋朝官方史籍为"前史""旧史",或者直呼其名,一般不会称其为"《宋史》"。元人著作甚至还出现了《新修宋史》《新宋史》《新史》的称呼,这进一步证明了,早在至正五年《宋史》定稿前,相关内容已基本完成,且已流传民间。

试论许有壬《至正集》中碑文的文献价值

《至正集》潜隐 6 0 0年 ,修《元史》时未见 ,故其文献价值十分重要。尤其是其中的不少记事碑文 ,对于补充和纠正《元史》的不足和漏误 ,更有其重要意义。

论新发现《至正条格》的编纂

《至正条格》是元代后期一部重要的法典,颁行于元顺帝至正六年。此法典久已亡佚。2002年韩国庆州发现该书元刻残本,2007年公布了是书的影印本和校注本。其与元代前中期的《大元通制》相比,虽然编纂的总原则是类集,但在以"事类"设目、法律语言简洁、突出令的禁止性功能等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

《至正条格》文书解读研究

《至正条格》中解读较难的有吏员公牍体句式,SOV句式和引语句式。吏员公牍体句式具有半文言半白话的特点,而且有四字、六字的独特节拍,还有些固定的句型。SOV(硬译体)句式中主要成分的顺序与蒙古语一致,蒙古语中的格及一些附加成分也被硬译成汉字。引语句式不仅有蒙古语的特点,有时还兼有蒙汉句式混用的情况。

论元泰定、至正间诗风之转变

元泰定、至正年间,李孝光、杨维桢唱和古乐府诗,以关注民生、讽刺时事、吟咏怀抱之作代替当时流行的颂扬昌明盛世之音;以张扬一己性情之趣改变一趋于正的风雅之声;以风骨遒劲、瑰诡奇绝的诗歌风格取代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致使泰定、至正诗风为之一变,为元末以张扬个性为主的诗歌风气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元末至正时期刘基书画交游考略

本文从刘基诗文入手,结合有关史料,极力勾勒出元末至正时期的刘基书画交游之大概,为深入全面研究刘基艺术思想、元末书画家状况及时代书画之风尚作一些有益的铺垫。

《大元通制》、《至正条格》札记三则

一、黑城出土元代法律文献残片的归属问题及黑城本《至正条格》的行款估计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黑城,为元代亦集乃路路治所在,自清末以来,出土了大量的纸质文书,除了大量的写本,还包括一定数量的元代刊本书籍。1983年和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的有计划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近3000件文书,以汉文文书为主,其中有一些书籍残片被认为是元代的法律文献《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

《至正条格》中关于军事方面的资料初探

军事方面的资料,包括军制、军人生活、军事行动和战事、涉及军人的律法等内容。与前后朝代相比,元代军事史和军制研究的一个主要困难是许多相关资料不系统、不具体,元中后期资料也相对缺乏。《至正条格》的发现,使我们看到了不少以往所未见的新材料。《至正条格》新增史料,包括延祐之后补充《通制条格》的"条格"文件和英宗以后的"断例"文件,也有一部分在此前后其他史料未载的资料。初步统计,《至正条格》条格部分新增涉及军事方面的资料约36条,断例部分新增约71条,总计约107条。

《至正条格·隐藏玄象图谶》禁治图籍考辨

本文着重考辨《至正条格》中的断例《隐藏玄象图谶》所列禁书.认为由于案牍吏员的草率粗疏,所列51种禁治图籍中,实际被禁者只有45种,同时又有诸多禁书没有开列于内.在对这45种禁书逐一考辨后,认为元代禁书的目的只有一个,即防范皇权被颠覆.这固然与蒙元统治者的长生天信仰和重视巫术、占卜有关,但也与蒙元缺乏明确的嫡长子继承制深有关联.禁网宽松的书禁有利于元朝文化的多元和繁荣,但禁治图籍不多也使这项社会文化控制措施难以达到统治者期待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