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史维度比较分析“社会控制”理论和“致胜联盟”理论

林德布洛姆的“社会控制”理论和梅斯奎塔的“致胜联盟”理论,都是从“实然”角度来研究政治的实际运作,都对统治者如何获取和保持权力做了深入研究,但论据和结论仍有不足.探究中国历史,刘邦和朱元璋屠戮功臣的行为与“统治者要建立自己的后援组织或是致胜联盟”的理论并不矛盾,但二者表现形式有些不同,刘邦消灭的是异姓王,并没有触动自己后援组织——丰沛集团的核心利益,朱元璋则是通过建立新的后援组织——浙东派,清除掉原致胜联盟——淮西派来维护自己的统治的;被推举上来的接班人要维持权力,不仅要重新建立自己的致胜联盟,还要综合运用林德布洛姆所提倡的“权威、市场、说服”三种手段;独裁者面临财源危机并不一定会自动实现专制向民主的转型.

如何重塑小众社会商业模式

对消费新品牌的探索,如同数学里的“求极限”一样,只能无限接近,永远无法达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需求更加多元,庞大的消费市场隐藏了无数的细分市场。创业者如潮水般涌来,创业成功的概率不足10%o在我们接触的6000个品牌当中,只投资了几十家,非常成功的创业公司只有个位数。为何大多数创业者不能成功?也许是因为他们还沉浸在传统的创业模式当中,以为中国还是处女地时代,“低垂的果实”遍地,瞄准某个产品就能赚钱。

“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春秋等级制下会盟的兴衰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强调通过“第二意象”路径讨论联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该理论在分析联盟决策的形成过程时未能充分探究国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作用。基于选举人理论,作者探究了领导人与致胜联盟之间、致胜联盟成员彼此之间的国内政治斗争如何塑造对外联盟政策这一问题。分析中国春秋时期的会盟史实后发现,作为致胜联盟成员的卿大夫为谋求自身在国内政治中的生存会倾向于与大国结盟,并表现出与本国国君不同的联盟政策偏好。由卿大夫主体所引发的反制国君或同僚的国内政治斗争会深刻影响诸侯国的会盟决策和行为:卿大夫政治力量的膨胀将会推动一个诸侯国更多地参与会盟,尤其是与相对实力更强、对该国战争威胁更大的大国进行结盟;当诸侯国卿大夫的政治力量持续膨胀且超过一定限度并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占据显著优势时,卿大夫推动对外结盟的动力就会下降,该诸侯国与其他国家的会盟便会减少。作者采用中国春秋时期诸侯国会盟配对数据集进行了定量研究,相关实证检验支持了上述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以国内政治斗争解释国家间联盟行为的研究路径。

中国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国内政治与对外战争

国内政治是影响领导人发动对外战争的重要因素。主流的战争制度性解释认为,国内致胜联盟的约束使国家领导人的战争决策更为谨慎。然而,如果放下"现代民主偏见",放松将致胜联盟视为外生给定的理论假设,发动对外战争同样可以成为领导人主动调整致胜联盟的手段和契机。当致胜联盟的约束构成国内威胁时,领导人反而更可能发动对外战争。这一理论可用于解释中国战国时期的战争决策。通过创建这一时期主要诸侯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战争情况的面板和配对数据集可发现:诸侯国发动对外战争数量越多,所进行的军事动员程度越高,其国君越能拔擢出身较低的宰相,从而重构致胜联盟。因此,诸侯国内由世袭贵族造成的统治危机越严重,其国君越可能发动对外战争,尤其是胜算较高的战争。这一发现发展了国际关系学中关于国际战争的国内政治根源的制度性解释,也为理解秦国统一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提供了跨层次分析的新视角。

国家承诺的可信性:理论争议和一个新的视角

国际危机或国际合作中的承诺能够显示国家意图,并影响国际危机及合作的发展方向。主流研究支持"民主可信论",即民主国家的承诺更可信。但最新的定性和定量研究均对这一主张提出了挑战。文章主要基于国际危机中的承诺,梳理并评述了国家承诺可信性研究的各学派观点,指出国家承诺可信性未来的研究方向应从微观视角来研究国内各利益集团的博弈,以及从执政者对他们利益的权衡取舍出发。通过对美国和加拿大的案例考察,文章认为,国家承诺可信与否不在于国家的政权类型,而在于国家领导人为了其致胜联盟成员及其自身政治生存的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