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对儒释道三教的融合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包括良知本体和致良知的工夫。王阳明借鉴儒释道的本体论和本源论,汲取儒门的良知本心说和佛教的心性本觉论,统摄万物一体、恬淡宁静和无住无滞等儒释道的意境,认为良知本体也即良知的本然状态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宇宙的本源,是非的标准,和合儒释道气象的儒家的新境界。受宗密顿渐观的影响,王阳明认为“良知之理需顿悟,良知境界需渐修”;他的内圣外王的渐修观主要是缘于儒家的提撕,也跟其受佛道的启迪有关。

从贵阳到南昌:致良知说的提出过程

学界普遍认为,阳明学的理论基础是知行合一说、心即理说、良知说;普遍认为阳明学是王阳明进行逻辑思辨、理论思索的结果。考察王阳明龙场悟道后一直到江西时提出"致良知之教"这十多年的全过程,具体生动地揭示了阳明心学的真实面貌,证明致良知说是一种道德践履功夫,而不是一种思辨理论体系;"知行合一说"仅仅是阳明最初教人的一种功夫,而不是阳明学的基础;"心即理说"是体悟到心体后对心体体用关系的概括,而非阳明心学的理论基础。

论王阳明致良知说之融合和发展的特质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是对"心即理"、"心外无物"和"知行合一"等的逻辑发展和融会;"四句教"是对致良知说所及的本体工夫论的表述;"天泉证道"和"严滩问答"围绕"四句教"而展开,因此致良知说是王阳明对其整个心学理论的融会和概括。

论王阳明致良知说对佛禅的吸收和利用

王阳明致良知说曾受到明人陈建"援儒入佛"的批判,认为其说带有强烈的佛禅色彩。事实上,阳明本人并不否认二者间的联系。在阐释致良知这一学说时,阳明对佛禅的吸收和利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阳明融汇佛禅话语,并对禅宗的思辨方法有所吸收;二是在致良知的具体方法上,阳明兼采禅宗南、北两系的修行方式,合顿悟渐修为一体。不难看出,阳明利用佛禅的情况是颇为复杂的,不可一概而论。

王阳明“致良知”说的涵义及其现代教育意义

＂致良知＂是阳明学的核心和基石,也是王阳明一生讲学的宗旨。＂致良知＂说包括＂良知＂本体和＂致良知＂的工夫两个重要部分,本文从这两部分的哲学涵义出发,进而探讨＂致良知＂思想对现代主体性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启示意义。

论王阳明的立诚说

立诚说是王阳明继知行合一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心学理论。王阳明倡导立诚说,旨在对治虚伪的世风,并用诚意统率格物以克服程朱格物致知说所造成的流弊。其立诚说包括诚和立诚二方面内容:诚是天理,涵物理和伦理,它是心之本然状;立诚除了立定良知之善恶判定,从善去恶外,还有诚意、慎独、戒惧义。发明致良知后,王阳明的立诚说有新发展,一是申明诚是万物的存在依据,二是立诚说由之前的偏重内圣工夫转向关注道德践履,主张知行合一。王阳明终究没让立诚说而是奉致良知说为学术宗旨,立诚说终被致良知说所含纳,这是因为:立诚说须以良知及其发用作为其终极根据;致良知说是对立诚说的传承和发展,且比立诚说博大和精致。

阳明圣道与禅风的美学追求——阳明心学对禅学的吸收与改造

王阳明的哲学思想追求圣道与禅风的统一,心学的发展与禅宗的影响紧密相连,禅宗的"心性论"、"顿悟说"与心学联系相当紧密。文章从王阳明的"诚意说","致良知说","四句教"三个方面论述了阳明心学对禅学的改造与吸收,展示了阳明圣道内圣而外王,出世而入世,逍遥而拯救的中国人生美学的精髓。

唐君毅、牟宗三对朱熹格致说的不同阐释

唐君毅、牟宗三对于朱熹格致说的阐释,面临着工夫论与认识论、朱熹格致说与王阳明致良知说以及朱熹格致说与科学的复杂关系。唐君毅把朱熹格致说归于工夫论,牟宗三则侧重于从认识论面向阐释朱熹格致说;唐君毅较多地讲王阳明致良知说与朱熹格致说的一致性,并将前者看作是对于后者的继承和发展,牟宗三则站在王阳明的立场上强调王阳明与朱熹的对立;唐君毅认为朱熹格物致知不同于科学,但对后来的科学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牟宗三则认为朱熹格物致知的目标不在于科学,但可以拖带出科学式的专门知识。无论如何,他们对于朱熹格致说的阐释,在民国时期胡适、冯友兰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虽然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