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舆图要素系统解析及其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启示——以清康熙《济南府志》舆图为例

舆图是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深厚的古代营城智慧,对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目前方志舆图的研究,特别是清朝方志舆图,虽已经形成一定的研究基础,但多集中在对方志舆图的基础性架构、相关历史地理信息解读等方面,且针对济南地区的研究较少。同时,舆图研究的思路还存在就图论图的局限,如忽视图形绘制人的影响,及图形中所蕴含城乡规划思维的挖掘等等。本文以清康熙《济南府志》中的89幅舆图为例,在系统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对舆图的构成要素、表现形式和蕴含理念进行深入解析。将清代舆图要素构成总结为“四大系统”——自然系统、世俗系统、宗教系统和联系系统;从四大系统的要素识别出发,分析其表现特征,总结出表现形式上的“六大交互”——写实与写意、全局与节点、符号与形象、文字与图形、平面与立面、二维与三维,并对舆图中隐含的规划思维进行提炼总结,得出“四大理念”——多元共生、政学营城、祠祀配套、水陆并兴。由此,结合山东省省会经济圈实际和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方向,从生态安全、城乡治理、历史保护和制图表现四个方面提出具体建议。

清朝乾隆《内府舆图》地理要素绘制特征研究——以新疆地区为例

《内府舆图》是清朝平定准噶尔收复新疆后,于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至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前后历经三次实地测量而绘制完成。它首次将新疆地区完整且较为准确地展现出来。该图详细绘制了新疆地区的山川、河流、湖泊、城镇、驿站、卡伦、谕旨碑等,为了解和研究新疆地区的地图提供了宝贵资料。运用ArcGIS空间分析等方法,以清乾隆时期西域的大致范围为研究区,以《内府舆图》所载部分地名为研究对象,对地图要素进行配准、量化、与现今地图比勘,探讨乾隆舆图在新疆地区的绘制精度。研究表明:(1)整体看,《内府舆图》中新疆地区图在乾隆年间三次实测而形成,在实测路线两侧的误差随相隔距离而增加;(2)《内府舆图》中新疆地区地理要素主要集中分布于天山南北麓,且测绘精度较高,而阿尔泰山脉、昆仑山脉地区地名稀疏且误差较明显。

《大清邮政舆图》的数字化研究与实现

通过对《大清邮政舆图》数字化,借助于网络传输的特点,将可视化的网页和网站管理,用图像、音乐、动画、文本、数字电影和声效信息集成在一起,并将舆图与邮政发展内容延伸,生动、形象地展示《大清邮政舆图》全貌。从而探索一种既对珍贵文献资源的保护,又能够为广大读者阅读利用,获取相关知识的有效方法和珍贵文献的管理与利用的新路。

《黑龙江舆图》及其图说中满语地名探源

《大清会典舆图》是清王朝最后一次全国性实地测绘的地图,其分图《黑龙江舆图》及其图说,是记载清光绪时期黑龙江地理基本情况的历史地图文献。其内容与清代东北史地文献互为依据,为现代研究清代黑龙江地区提供准确、直观的史料。《黑龙江舆图说》完成于1899年3月,其中的满语地名占总地名的三分之二,且大多数地名沿用至今。探源黑龙江地区的满语地名,对今天传承满文文化及研究黑龙江历史、地理、民族等具有重要作用。

20世纪以来各机构所藏中国古代舆图文献整理成就回顾

中国古代舆图是研究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舆图的发现、整理、使用极大地推动了对中国古代地理学、测绘学、城市规划等方面的认识。回溯20世纪初以来的各机构所藏舆图整理工作,梳理和总结舆图目录编制和舆图数字化建设,发现中国古代舆图整理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舆图收集、统一分类、著录标准等方面还存在问题,未来舆图整理工作可以从考证与校勘、标准一致、细化元数据体系、与其他数据库、知识库关联方面入手。

黄淮运的河工舆图及其科学价值

本文在研究了中国水利舆图的源流,以及收藏于国外重要图书馆传世水利舆图的基础上,以黄河、运河河工图为例,阐述了以水利为主题的中国传统舆图所具有的系统性、传承性和应用性。指出它们不仅描绘出历代治理河渠水利工程的空间形态,体现了历代政权的水政管理制度,而且还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时期的自然与人文地理信息,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和艺术鉴赏价值。

清凤阳府方志舆图及其特征简析

方志和舆图是展现区划变动、修志水平、政治空间观念的重要文献资料。清代是中国古代志书发展的巅峰时期,但凤阳府的修志工作却存在着志书存量少、增量起伏较大、舆图绘制水平前后差异明显等特点,这与凤阳府的政区变迁、自然灾害、官员调配、战乱等因素密切相关。志书本身的编修体例也经历了由“纲目体—平、纲目体并行—以纲目体为主”的变化,所配置的舆图类别既符合清代志书舆图演变的一般规律,又在分布和舆图择用上融入了地方色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凤阳府在修志层面的特征与理念。

清代池州府方志舆图发展特征及价值

清代是修志的鼎盛时期,安徽池州方志舆图数量颇多且具有典型特征。在大量方志资料调研的基础上,对池州方志舆图的种类与特征进行了分析,除疆域图、官署图、城池图和学宫图这四种基本类型外,水利图、乡都图与风景名胜图在池州方志舆图中占有较高比重并有突出意义。绘图技术在清末始有实质性转变,绘图内容既有沿袭也有差异。方志舆图有着其特定的价值与作用,其中之一便是可为现代城市的规划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而作为“新史料”的传统舆图,其研究价值也处在不断地被挖掘和利用中。

基于舆图的明清获嘉县城城门研究

本文首先借助现存可见的方志舆图等材料,将获嘉县城形象分成三类,即图注类、矩形符号类和写实类。进而说明获嘉县城城门设置的特殊性在于北城墙无门、西城墙设置两座城门和西城墙城门的定名,其成因可能与应对现实情况的实用性需求,即自然环境、邻县县城分布和主要交通方向有关。

汪士铎与〔同治〕《上江两县志》中的舆图

〔同治〕《上江两县志》由上元知县莫祥芝与江宁知县甘绍盘合修,刘寿曾、张铸、汪士铎等士绅参与编纂,首刻于同治十三年(1874),为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官方编修的第一部南京志书。书中收录了“上元山图”“江宁山图”“二县水道图”等15幅舆图,图的数量及质量,在清代南京方志中,显得尤为突出。晚清实测地图的绘制技术逐渐在中国推广,〔同治〕《上江两县志》中的舆图亦呈现出这种趋势。

中国古代三江源认知及舆图体现

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出于对河流哺育大地的感恩,还是出于应对洪水灾害的需要,对江河源头的探寻一直都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黄河、长江、澜沧江的源头在舆图上的体现反映了古人对其认知的深浅及变化。

清代重庆地方志中舆图的历史文化价值——以清代方志中石砫厅舆图为例

古代地方志中的“舆图”是地方志的有机组成部分,能直观、形象地反映行政区划、疆域、城廓、山川、风物、建筑等历史信息。清代是修志鼎盛时期,编纂刊刻的地方志中,舆图是必不可少的内容,每部县志至少刊刻有2幅以上的舆图。民国以前编纂的地方志书,是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中国地方志综录》可知,截至1949年,全国存有旧方志(不包括山、水、寺庙、名胜志等)共8200余种,包括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等。

汉唐地形舆图观看机制的流变

汉唐时期的地形舆图经历了由概念性图像到叙事性图像的流变,与此同时观看机制也产生变化。秦汉时期以自我为中心展开对世界的观察,所反映的并非“历史真实”,而是以主观真实与模拟再现为主导的虚拟空间架构。汉代以降,地形舆图从“天下大图”模式到“咫尺千里”的观看机制与创作观念,不仅代表绘图技术的突破,更隐含着视觉认知的发展逻辑。与此同时,再现真实山水的审美性地形舆图与同时期“山水画”在创作主题、创作人群、创作技法和媒介材质上的共通之处,因此再次引发视觉认知的转向。

浅谈民国舆图修复的实践——以《邮区舆图(广东)》为例

1《邮区舆图(广东)》情况介绍1.1舆图基本信息《邮区舆图(广东)》为民国十六年(1927年)出版发行的1:750000油印彩色地图,是广东省档案馆馆藏珍贵的历史档案。此图为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广东省邮政管理局所有,是民国时期广东省内各运输部门官方使用的系列邮区线路图之一。舆图除绘制有当时广东行政区域内的地理信息外,还较为详尽地记录了民国时期广东省内各级邮政机构、有线电报、邮班点的分布情况,主要地名用中英文对照标注,对研究民国时期省内官函、侨批运输以及相关官方邮递活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传统舆图文化价值在乡村文化景观应用中的研究

针对当前乡村文化景观设计缺乏传统文化审美的问题,该文基于乡村传统舆图在表绘内容、乡村文化景观以及表现方式方面的研究,分析了梳理乡村文化景观的特征,阐释总结了其特色和价值,丰富了自然与人文底蕴,将自然与人文融为一体,使乡村文化景观成为一个多层次、多元素的立体渗透式文化景观系统,以期对乡村文化景观设计有所启发。

国立北平图书馆藏内阁大库舆图修复研究

内阁大库舆图乃国立北平图书馆重要收藏,20世纪30年代前期,曾委托琉璃厂著名裱画店大树斋修复98种129件。此次修复耗时两年有余,修复费用较高,修复方法以重裱、改装为主。内阁大库舆图的修复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早期重要古籍修复项目,修复技法可为今人修复此类舆图提供借鉴。

坤舆撷珍 嘉惠学人——基于古籍保护背景下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舆图整理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舆图整理项目持续了两年多,此间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核心内涵,即摸清家底、优化服务、有效保护,紧密结合。通过整理掌握了馆藏舆图文献种类齐全,版本价值高等存藏特点;在对馆藏舆图实物整理基础上对以往错谬的著录内容加以修正,鉴别厘定已有的数字化成果;根据实际需要对馆藏舆图实施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

历史舆图与现代空间信息技术在大运河遗产判别中的运用——以大运河明清清口枢纽为例

对运河遗产进行判别与登录,是大运河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对运河遗产基本特征与演变规律的揭示,则是深入认识运河遗产的根本要求。历史舆图直观地反映了古代运河及其沿河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对研究各历史时期的运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历史时代的限制,历史舆图在表达位置、距离、形状等地理空间要素时准确性较差,给大运河遗产的判别工作带来了困难。历史舆图与现代空间信息技术结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通过"舆图新绘"的方式对区域时空演变过程进行复原,从而直观地揭示出运河遗产的本质特征与演变规律,为运河遗产判别提供依据。并且,同步集成的历史地理信息与现状遗存信息数据库也为运河遗产的评估、保护与管理等后续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工作平台与数据基础。

“舆图”的认知与保护实践谈——记一次古旧纸质地图的修复

中国古代舆图历史悠久,是我国文献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图书馆文献保护开发利用的薄弱环节。如何依据舆图文献本身史料价值及收藏特征做好对其科学的保护与整理正日渐成为专业性课题。本文重点介绍笔者近期修复完成的几幅珍贵地图的实践经历,进而引发对舆图文献保护工作的认知与思考。

“科学”还是“非科学”——被误读的中国传统舆图

无论近现代地图还是古代地图都不是对地球面貌的客观再现,而是对现实世界的主观认识和主观表达。民国以来对于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将研究的视角和内容大多聚焦于地图的绘制方法。受到民国以来社会环境和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往对于中国传统舆图绘制方法的研究多集中于分析舆图绘制中蕴含的"科学",认为"科学"是世界所有文化中地图绘制所共同追求的目标,是"好"的。事实上中国传统舆图的主流是"非科学"的,同时"科学"本身是中性的,其价值判断主要基于社会文化等因素,且历史的发展具有多元性,研究时应当具有同情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