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舆论操纵者识别的数据挖掘算法及实证分析——以国际大型赛事为例

[研究目的]提出一种智能数据挖掘分析算法,用于识别域外社交媒体舆论操纵者及其操纵策略,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方法]以北京冬奥会为例,基于国内外主流社交媒体数据,利用本研究提出的社交媒体洞察系统和社媒数据智能挖掘算法,分析域外势力抵制冬奥会的舆论主题策划、实施手段方式,并识别出幕后操纵负面舆论的组织、个人和机器人。[研究结论]操纵者采用“认知战”的手法,利用敏感政治话题,编造负面谣言、制造负面事件、发酵负面舆论,同时利用社媒机器人加速虚假信息传播,先入为主,误导民众认知,煽动民众情绪,操纵国际舆论,给主办方造成严重的国际舆论负面影响。当前相对有效的应对举措是利用技术手段进行实时监测和预警。

天津编译社与近代日本在华舆论操纵活动

针对"五四"运动前后出现的"排日"浪潮,日本驻华北军司令部在陆军省、外务省和日本企业的大力支持下,1920年2月在天津成立通信社——天津编译社,作为军方操纵舆论的秘密机关。根据军方制定的经营方针,编译社每天向当地及北京等处报社提供大量有利于日本的新闻稿,通过私下提供赞助等手段使其刊登,试图以此操纵舆论为日本侵略政策辩护,平息中国民众的"排日"情绪。天津编译社的活动是近代日军对华宣传战的一个缩影。

隐蔽式并发与选择性煽动:西方对华计算宣传的生成逻辑与运作机制

计算宣传已被广泛运用于西方对华舆论战,但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单一技术要素,缺乏对其所包含的多种技术手段和操纵策略的深入挖掘。本研究以推特平台上“中国新冠肺炎疫苗”议题为例,深入分析西方国家部署计算宣传的具体模式与微观机制。研究发现,国际平台上的涉华计算宣传呈现“隐藏式并发”与“选择性煽动”双重特点。一方面,自动化账号表现出低活跃度和高隐蔽性,通过模仿人类发文习惯巧妙融入人类社交网络;另一方面,部分自动化账号和人类“大V”账号协同配合,选择性地煽动议题政治化和负面化。以上运作机制揭示出计算宣传的复杂性与难以控制的特性,多元主体参与和深度协同联动使国际舆论环境更加复杂。为有效应对这一挑战,需构建涉华负面信息扩散的快速反应机制与追踪模式。

西方涉华计算宣传的动向、风险与应对

在世界政治权力再分配的竞争舞台上,西方国家试图利用前沿信息技术在国际舆论这一全球性力量方面占据主动。2019年以来,西方对中国展开了计算宣传的集中攻势,针对中国的计算宣传行动明显增多,传播主体和运作方式更加多元,诬称中国运用计算宣传改变全球权力格局。西方涉华计算宣传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在个人层面挑战公众话语权,影响公众感知信息环境;在社会层面煽动仇恨言论,触发网络民族主义行为;在国家层面强化信息地缘政治,威胁国家政治安全。我国应将计算宣传的应对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和全球网络治理战略中,提升计算宣传预警和分析水平,协同各主体参与全球治理,建构完善的国家话语和叙事体系,提升公众媒介素养。未来,我国仍需要实时监测西方涉华计算宣传的新动向,防范新风险,不断探寻有效的应对策略。

作为“政治腹语”的社交机器人:角色的两面性及其超越

当前,学界对社交机器人的性质和功能多持负面态度,研究路径以阴谋论与工具论为主,对其民主潜能及有限人格的关注并不多见。由"政治腹语"概念为切入口,剖析社交机器人功能的两面性,可以打破对社交机器人日渐固化的负面刻板印象。除了舆论的操纵者外,社交机器人还可以扮演海量信息的智能把关者与虚拟对话者、民意的智能分析与预测者、过滤气泡的破除器、协商对话平台的搭建者、公共服务的智能助力者等角色。未来的研究必须摆脱传统的二元工具论视角,为学界提供一种重新认识社交机器人等智能媒体的媒介学视野,即作为有限人格的传播主体,社交机器人会重塑媒介生态,人与社交机器人的关系不再是人利用和使用媒介的关系,而是涉及两个不同物种之间的主体间性问题,社交机器人和人类各自作为独立的主体存在,又因传播与交互而建立社会关系并创造新的意义。

宣传战的前奏:近代日本在华报刊定期调查活动探析

出于操纵中国报纸进行宣传战的目的,日本外务省从1908年开始组织在华公使馆和领事馆全面调查各地报纸的详情。1909年外务省建立起定期调查制度,要求驻华外交机构每年按照固定的项目普查一次当地报纸的情况,在指定时间上报,并且自此每年都将各地报告汇编成集发回供修补订正。后来,外务省又将调查范围扩大至杂志、通讯社等。如此大规模定期普查连年进行,一直持续到1937年,为日本政府长期有效地实施对华宣传战奠定了基础。

计算宣传与社交媒体平台中的舆论操纵

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计算宣传活动强化了通过流量、流向和内容影响公众行为的可能性。计算宣传通过大数据与算法推荐技术,实现了“信息投喂”的自动化和精准化,针对特定受众营造出信息茧房,并基于立场政治与情感政治的逻辑,制造社会对立和群体撕裂,然后通过复杂的多元联动实现深层协同化,形成稳定的执行策略与行动机制。计算宣传不仅被广泛应用于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也被迅速应用于国际政治领域。从效果来看,计算宣传不仅能够塑造一个国家内部的意见气候,影响政治选举与公共决策,而且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目标国家或地区的舆论、决策与形象塑造,甚至能够影响目标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全。

《清国报纸通讯纲要》与近代日本官方对华宣传战

1909年起日本外务省组织过一次历时四年的大规模对华舆论操纵活动。通过探究该政策出笼的背景、实施纲领及其落实情况,以实施的目的为中心考察宣传内容和对报纸的操纵状况,分析活动终止的原因以及宣传的实效,可以认为这是外务省首次在华统一组织的宣传活动,也是外务省初次尝试利用通讯社操纵报纸的对华宣传。此次活动为外务省今后进一步利用通讯社和报刊对华实施宣传战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西方涉疆虚假新闻的议题框架与舆论操纵——以BBC报道为例

在“西方中心”意识的支配和影响下,西方媒体炮制了大量虚假涉华新闻,并辅以多种伎俩抹黑中国,进一步操纵国际舆论的反华倾向。西方涉疆报道强烈的政治色彩表明,虚假新闻已经成为西方敌对势力的政治工具。反击西方涉华虚假新闻,打破西方传播霸权,需要充分调配国内国际资源,构建国际友好媒体联盟。

智能技术对网络舆论生态的影响与综合治理

智能技术的发展对网络舆论生态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基础层技术从信息流动、舆论主体和功能设计等方面对舆论生态产生底层影响;交互层技术通过直接参与用户的信息收发与互动对舆论生态产生中介影响。文章探讨了智能技术在加速信息传播流动、促进表达多样化与跨圈层互动的同时所带来的虚拟舆论主体、舆论操纵、价值观失衡、智能区隔等风险。为此,文章建议利用区块链、人机协作和价值观植入算法等技术方案,加强网络舆论生态的综合治理。

近代日本报纸涉华报道研究文献综述

日本的近代报刊是日本近代政治的一个侧影,反映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与发酵,也反映着日本近代对华政策的变化。本文搜集了大部分中文、日文文献,力图对从明治维新开始到二战结束(1868~1945)期间日本报刊涉华报道的相关研究做一个系统的、全面的文献综述。希望为研究日本近代报业的学者提供参考。

西方计算宣传的运作机制与全球治理

人工智能时代,计算宣传成为操纵舆论的新方式。计算宣传兼具技术与社会双重属性,其运作机制在于瞄准争议性议题制造社会冲突和分歧,通过算法技术快速传播政治模因,利用中介化的社交媒体塑造注意力中心。计算宣传起源于西方,目前已广泛渗透到世界各地的政治活动中,严重影响了国家民主和国际秩序。随着全球化的加剧,计算治理需要从以民族国家政府为中心的方式转向政府与公民、私营企业、国际机构等多主体共存的全球治理模式。

近代日本在华宣传与谍报机构东方通信社研究

为了对华展开舆论宣传,1914年10月在日本驻沪总领事有吉明暗中策划、组织、领导下,东方通信社打着日本民办机构的幌子在上海成立。作为日本在华最早设立的通信社,它在中国各大城市遍设分支机构,通过向当地报刊提供电讯等方式,为日本进行各种宣传。1920年8月归外务省情报部直接经营后,东方通信社的主要功能转向谍报活动,依靠自身种种优势收集中国情报,弥补外交机构在情报战中的缺陷。

《上海泰晤士报》与近代日本官方关系考

出于对华宣传战的需要,近代日本官方曾经在中国利用过大量报纸进行宣传,英文《上海泰晤士报》便是代表之例。该报发行初期由英国人经营,从1906年开始,日本驻沪总领事在外务省领导下,依靠国策会社的支持,通过收买主笔、贷款给报社、秘密投资、独占产权的方式,一步步对其渗透,直至完全掌控。因始终由英国人出面经营,并且高举"拥护英国政策"的幌子,该报具有极强的欺骗性,一直活跃于上海舆论舞台,是日本官方在沪操纵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日本官方在华操纵时间最长的英文报纸。

对拉斯韦尔媒介与国际冲突思想的评析

美国学者哈罗德·D·拉斯韦尔通过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敏锐观察,发现了宣传之于战争动员和塑造公众舆论的重要作用。他在二战接近尾声时提出的"5W"模式与"三功能说",对研究媒介与国际冲突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但拉斯韦尔的操纵舆论观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媒介有效引导公众舆论以化解国际冲突,才符合当前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