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极化的意识形态风险透视:生成机理、具象表征与治理进路

数字技术的集群式发展与颠覆式创新,使网络空间成为全球竞争背景下国家安全的重要阵地,给意识形态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与重要机遇。数字技术在网络空间的深度介入型构出舆论交互的崭新样态,而网络舆论极化作为舆论健康生态失序的具象表征,存有撕裂现实社会的潜在张力,由此也能透视出意识形态风险。主体权力边界虚化、社会圈层隔离对抗、技术系统失序缺位成为网络舆论极化的意识形态风险生成的重要推手。网络舆论极化有目的地通过引导网民认知实现意识形态规训,不仅影响个体主流价值观的自我建构,而且带来文化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寻求网络舆论极化的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策略,理应从培育信息素养与弥合认知鸿沟、重塑数字空间与壮大主流声音、强化监管力度与健全制度体系多维度协同发力,提升网络舆论极化治理的实效性,消除网络大舆论场的意识形态风险隐患。

舆论极化与语言腐败的共生链路及其影响——基于网络信息内容生态视角

[目的/意义]网络环境中的舆论极化与语言腐败存在共生现象,会破坏网络信息内容生态,引发网络安全风险。分析其共生关系,掌握二者相互作用机制,是对其进行有效治理的前提。[方法/过程]对舆论极化与语言腐败的现实表征划分层面进行梳理和案例调研及分析,划分出两类共生现象并归纳出四条作用链路,总结出各链路的运行规律,阐明了二者共生现象对网络信息内容生态造成的具体影响。[结果/结论]网络信息内容生态下舆论极化与语言腐败存在“啮合传动”的共生关系,会形成互为因果、彼此促进的正反馈调节。治理时要国家、平台、用户协同参与,依据其规律从预防、应对、善后方面进行全流程管理,打造纵横交错的治理体系以保护网络安全、清朗网络空间。

从技术赋权到平台逻辑:社交媒体舆论极化形成与治理

舆论极化的治理是维护网络空间公共利益的重要一环,也是将互联网这一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的最大变量转化为推进社会经济发展最大增量的关键。为进一步探究社交媒体对舆论极化的影响,文章在梳理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立足平台生态的中观视角,从连接逻辑、情感逻辑、数据逻辑和商业逻辑四个社交媒体的主要逻辑入手,探讨其对舆论极化形成的影响,以补充和丰富极化研究版图,并为探索舆论极化的治理、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提供可能路径。

算法推荐视域下舆论极化的治理路径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迭代发展,以适配个性化信息需求为导向的算法推荐深刻融入社会生活并改变着舆论生态环境,同时带来了舆论治理的风险和挑战。一方面,如果对算法推荐技术不加批判地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加剧舆论极化的出现;另一方面,从客观上看算法推荐在舆论引导以及消解舆论极化方面也体现出先天的功能优势。舆论极化的治理是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一环,我们要辩证地看待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发挥其功能优势引导舆论,并探究其在规避舆论极化现象上存在的优势。由此聚焦算法推荐与舆论极化的关系,进而分析舆论极化的表征,寻绎算法推荐视域下舆论极化的消解策略,以期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环境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一定的参考。

社交媒体时代舆论极化现象探析

舆论具有动态性,媒体面对突发事件时的一时失语极易导致舆论从狂欢走向极化。基于此,本文在明晰舆论极化成因及特征的基础上提出防范与引导策略,以期在社交媒体时代进行科学、理性、高效的传播。

新媒体背景下的舆论极化及其防范

新媒体背景下,各类媒介在技术上、应用上甚至产权上的融合,一改公民表达通道缺失的困境,公众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发表意见,充当"公民记者"。然而,由于信息传播失去了传统意义的把关环节,而公民对负面新闻具有天生兴趣,媒体也热衷于"除暴祛恶",以致极化舆论不绝于耳,社会分歧被放大,社会和谐受到影响。因此,在转型关键时期,做好极化舆论的防范工作至关重要。防范极化舆论有多种选择,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准确把握舆论诉求走向,有针对性地做好舆论平抑工作,花气力培养公民媒介素养,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社会协调作用,电视媒体要主动进行舆论"中和"。

智能媒体加剧了舆论极化?——基于媒介技术、信息特征和个人心理的分析

智能媒体是否加剧了舆论极化?本文从媒介技术、信息特征和用户个人心理角度进行综合分析,社交媒体是培育舆论极化的土壤,网络信息特征是激活舆论极化的表象,但是造成舆论极化的根本原因仍在于用户的个人心理。在线媒体的平台技术与人们的选择性接触、动机推理、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机制高度契合,因此极化现象得到了加剧。最后本文对极化现象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协同治理策略。

舆论极化研究综述

[研究目的]受多元偏差因素的影响,舆论在演化过程中会出现两极分化的舆论极化现象。智能媒体时代,舆论极化现象呈现出恶化发展态势,不仅影响了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更加剧了舆论场的撕裂。因此,亟需对舆论极化现象进行全面研究。[研究方法]分别从舆论极化的基本概念、影响因素、研究方法和极化消解四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综述,总结了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研究结论]指出国内舆论极化现象需要定量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媒体对于舆论极化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评估;舆论极化消解的理论、模型和知识库体系亟需开展一体化设计。

网络舆论极化与科研人员对科学传播活动的参与

舆论的群体极化一方面使得各方对议题更加关注,另一方面也会带来相应的负面效应,及时有效地对其进行引导才能化解可能产生的危机。本文以近年来有关转基因的舆论极化事件为例,分析讨论了舆论极化给科研人员参与科学传播活动带来的影响,并解构了参与网络互动的科研人员的网络关系结构。研究发现,在极化事件产生的一定时间内,科研人员对事件的关注和参与程度有所上升,尤其是在以研究人员为主体的小众媒体中;科研人员中的意见领袖大多存在于科学界内部的网络中,其对于引导大众舆论的作用还有待观察和开发;从长远来看,事件的多次极化讨论可能会降低各方对相关议题的关注与参与程度,舆论场呈现出相对"沉默"的状态;最后,提出了促进科研人员参与科学传播活动的建议。

浅析数据化表演与舆论极化的关系

自我数据化行为伴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这种行为与舆论的极化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舆论形成在新时代下它被赋予了新特点。本文对数据化表演的个体、表演平台和表演内容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它们各自在舆论极化过程之中产生的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应的舆论引导策略。

信息的不确定性与网络舆论极化分析

网络舆论之所以容易出现极化的现象,三个因素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是网络信息的不确定性与民众对确定性的偏好,二是网络群体的同质性与舌战优势的存在,三是人们的认知倾向与对复杂世界的简化机制。通过对实际案例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网民对不确定信息的真实性缺乏足够的认知动机,通常对有限的网络信息简化处理后将事实判断转为道德判断,最终形成舆论极化。要减少舆论极化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应加强措施建立良好的媒介生态,提高网络信息质量并有必要的善后准备。

信息茧房、乌合之众与舆论偏向:网络社群舆论极化现象研究

数字媒体时代,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极易出现舆论两极分化的现象。在这种情绪化、非理性化的网络环境下,舆论极化现象呈现出恶化的趋势,这不仅影响了整个网络生态环境和管理,更加剧了舆论场的撕裂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一些重大社会议题越来越难形成主流价值判断。因此,亟须对网络社群舆论极化现象进行探讨。本研究在对网络社群舆论极化相关文献进行仔细梳理后,从舆论极化的基本定义、影响因素、消解策略三个层面进行辨析,从个体因素、群体因素、媒介因素三个角度阐释了舆论极化的影响因素,试图构建基于动态的网络群体舆论极化形成模型,以期为加强舆论引导、构建良好网络空间、传播主流价值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一定的借鉴。

融媒体环境下媒介对舆论极化的作用——以重庆公交车坠江事故为例

随着"资源通融、内容兼容、宣传互融、利益共融"的融媒体时代的发展,人们表达观点的渠道愈发多样化,进而"舆论极化"现象也频繁出现。人们一开始有某些观点上的偏向,在商议后,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从而形成极端观点,这就形成了"舆论极化"现象。而媒介在此现象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本文以引发热议的"重庆公交坠江事故"中产生的"舆论极化"现象为例,对该事件进行反思,以探究在融媒体环境下媒介发挥的作用。

立场、情感、注意力与选择性接触:舆论极化的影响要素分析

极化是群体互动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为探究舆论极化机制,本文以新冠疫情中的典型舆论事件为例,整合多种计算方法,从意识形态立场、情感、注意力等路径剖析极化现象,并考察公众信息选择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舆论议题不断变换,但公众对同质化、热门内容存在选择偏好,短期内公众注意力被单一议题所支配。议题演化的背后是自由权利、民粹与国家利益三种立场的交锋。信息的热度和立场会对选择性接触机制产生不同影响,国家立场会强化该机制,呈现出社会整合作用,而自由与民粹立场则削弱该机制,并抢占话语空间、巩固已有观念。最后,选择性接触强度可以预测短期公众注意力变化,这对理解中观信息传播如何影响宏观舆论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交往时代青年舆论极化的意识形态隐忧及其应对策略

“舆论极化”是指人们的观点经过激进的群体讨论,偏向性地发展为极端化观点的网络生态失序现象。数字化交往重构了青年舆论交互的虚拟公共空间,受其影响的平台化圈层社交、信息权释放转移和情感化媒介传播,成为网络空间青年舆论极化的潜隐推手。由此带来的非理性效应,不仅影响到青年主流价值观的自我建构,而且挑战了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主导机制,危及网络舆论场的意识形态安全。从升级高校舆情监测系统、优化共青团主流价值叙事、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角度施策发力,是治理青年舆论极化现象、消解意识形态领域负面效应的重要路径。

反态度信息与平衡信息接触对舆论极化的影响——一项在线实验的实证检验

社交媒体是否存在“回音室效应”仍存有较大争议。过往研究多将算法视为信息茧房和态度极化的“罪魁祸首”,因为它营造了单一同质的信息环境,不利于公共领域的健康发展,而异质、多元偶遇的信息则被当作“破茧”良方。本文借助在线-实验法,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设计了3(亲态度/反态度/平衡态度)×2(高论证质量/低论证质量)的多因素组间实验,尝试探究反态度信息和平衡信息接触对用户态度的实际影响。结果表明,多元信息共存的社交媒体并不必然带来开放理性的舆论环境,同质信息也不必然引发“过滤泡”效应。高质量反态度信息能够缓和或改变个人态度,但对高议题卷入度的人来说,反态度信息反而抑制态度去极化;人们同样会以处理片面信息的确认偏误方式理解平衡信息,但那些无明确立场、低说服意图的平衡信息具备态度修正潜力。因此,在考虑信息质量以及投放信息人群的议题卷入度的前提下,偶然信息投放能够有效缓解舆论极化问题。

数字时代舆论极化的症结、成因与反思

本文聚焦数字新闻实践与舆论极化的关系,从数字新闻的本质出发,发现数字新闻生态系统极易形成观点集中的景象,成为滋生舆论极化的绝佳土壤,造成极端观点的泛滥。在剖析数字新闻生产助推舆论极化的具体机制的同时,本文也探讨了约束舆论极化的可性能路径。文章进而提出应从舆论极化的症结和成因出发,从新闻价值和新闻生产文化两个角度实现对传统新闻生产理论的革新;而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理论的建构应该以媒体、平台和用户的协同进化视角为核心理念。

社交媒体必然带来舆论极化吗:莫尔国的故事

许多研究者担忧,以派别化信息接触为特征,社交媒体难免会带来舆论极化,派别对立,乃至社会分裂。使用行动者模型模拟人工社会莫尔国,本研究观察了社交媒体与政治舆论演化的关系。结果显示:(1)社交媒体与舆论极化没有必然联系;(2)社会稳定程度、对主流媒体的干预策略,主流媒体派别观点的极端程度以及信誉,都可能影响舆论演化的结果;(3)只有在社会失稳和主流媒体信誉流失条件下,社交媒体对极化有明显推助作用。本文还讨论了莫尔社会舆论分布模式的涌现机制,模拟研究的启示与局限。

自媒体“注意力”政治舆论功能极化与共识性改进

“注意力”政治舆论是政治舆论的常态。自媒体“注意力”政治舆论是网络政治舆论的组成部分,政治正确优先、政治道德内驱、政治情感营销、政治情绪渲泄、政治消费成瘾是自媒体“注意力”政治舆论的方式和表现。自媒体“注意力”政治舆论具有功能极化的典型特征。自媒体“注意力”政治舆论对公共权力进行“注意力”监督,公共权力对自媒体“注意力”政治舆论进行回应,使二者实现共赢。通过强化个体政治伦理、践行底线自由、技术善治等共识性改进,进而达到自媒体非理性“注意力”政治舆论回归理性“注意力”的目的。

网络舆论极化现象的德育反思

借助互联网这一新兴媒体,中国普通民众拥有了自己的话语平台,真切地感受到了言论的自由。然而,网络舆论极化现象所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凸显,这其中,掀起或参与网络暴力的情绪偏激的网民以青年居多。因而,有必要对网络舆论极化现象背后的德育特征与问题作一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