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秘密侵权案件“接触加相同”举证规则之反思

“接触加相同”举证规则是基于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特殊性而对原、被告举证证明义务的一种新探索,目的在于减轻商业秘密权利人的举证负担。当前,该规则虽已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2条所明确规定,但在适用过程中仍面临本质定位不清、判断标准不明、内部逻辑混乱及过分加重涉嫌侵权人举证负担等问题。为此,要正确适用“接触加相同”举证规则,应厘清其本质定位、明确其判断标准、理顺其内部关系,科学利用司法技术对“接触加相同”举证规则进行修正,以实现对原、被告双方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的平等保护。

社会法特别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探究

在社会法特别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影响案件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关系到社会成员权益的维护及社会法立法目的的实现。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社会法诉讼特别程序,在社会法纠纷解决时主要适用传统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这与社会权救济存在冲突,影响救济效果。基于社会法纠纷的性质,社会法特别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应以倾斜保护弱势群体、公正与效率并重为价值原则,通过一般规则、举证责任专属与自由裁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合理设计,以妥善解决社会法纠纷,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人工智能医疗侵权纠纷中的责任承担与举证分配

涉及人工智能医疗技术的民事医疗纠纷中的侵权责任与举证分配已成为愈发重要的法学课题。不同国家对于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分配机制是不同的。在我国,人工智能医疗侵权责任具有医疗损害责任与产品责任两种属性。根据实体法上的法律要件分类进行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民事案件的一般规则。鉴于人工智能医疗存在技术上的特殊性与证据偏在的情形,有必要对其适用危险领域理论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法院需要在人工智能医疗纠纷中根据具体情形进行举证责任的倒置与举证责任的减轻;同时,法院也可依当事人申请进行证据调查活动,通过文书提出命令等手段平衡双方当事人的证据收集能力。

平台大数据“杀熟”的反垄断规制困境与路径优化

平台大数据杀熟会对市场其他经营者产生排挤效应、剥削效应、抑制创新,有可能落入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差别待遇行为。然而,大数据“杀熟”面临着“犯众怒而无规制”的状况,尤其表现在差别待遇的违法性构成要件认定困难、监管机构难以突破算法“黑箱”进行规制,以及消费者基于信息劣势难以有效举证等问题,亟待厘清。基于此,当前应首先明确适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要件;其次,构建吹哨人与守门人制度,并利用高科技手段推动反垄断穿透式监管;最后,立足消费者利益视角,建立以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倒置、专门申诉渠道为核心的行为救济机制。

多份合同场域下合同变更的适用机理——《合同编通则解释》第14条第3款评注

《合同编通则解释》第14条第3款细化了多份合同场域下的合同变更规则,并赋予法官依职权查明合同是否发生变更的权力。但面对实践中复杂多样的合同变更纠纷,在多份合同均合法有效且存在内在关联时,此举无疑会加剧法官轻易推定合同发生整体性变更的“惯性”做法。应当认为,本条规定所指向的合同变更应恪守阐释性合同解释及合同的独立性,而不应滥行体系解释、合同漏洞填补等作业,同时多份合同中合同变更应主要是法律拟制,而不应不当适用合同变更推定规则。合同变更与否本质上系属意思表示解释的范畴,在无法探明当事人是否就合同变更的内容达成一致时,应推定合同未发生变更,这不仅契合合同禁止推定变更的规范意蕴,也更符合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规则。

行政协议反向诉讼制度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行政协议被2015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首次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实践中,行政主体虽能运用单方变更、解除协议、非诉强制执行、民事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但是在追求诉权平等、区分行政协议与行政行为等问题上仍具有构建反向诉讼制度的必要性。该制度的构建从立法目的和域外实践来看,无论是在诉讼程序的启动上还是在举证责任的完善上均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困境与突破路径——以检察环境公益诉讼为例

作为一种实践先于立法的诉讼制度,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有效化解单一公益诉讼模式局限性,显著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充分保障司法权威、保障司法公平公正等重要功能。但囿于当前法律对于公益两诉一并审理尚未从制度上予以确立,司法实践中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一制度在诉前程序、级别管辖和举证责任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矛盾与问题。因此,需要不断探索优化路径来突破两诉衔接上的困境,从而构建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使得公益“两诉”能够取长补短,最大限度保护公共利益。具体措施大致包括取消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改变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级别管辖,明确举证责任,强化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等。

论性侵害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类型及适用研究

严格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是在不同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下发展出的不同形式,在理念和适用规则方面并无本质不同。在传统大陆法系理论背景下,过错推定责任是责任主义与证明责任再分配的结合,能够兼顾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满足政策和社会需求。从这一视角出发,宜将《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7条理解为对过错推定责任的规定,即控方无须对实施性侵者是否明知女方年龄承担举证责任。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未满12周岁”这一年龄段的幼女,行为人不得以确实不知女方年龄作为辩护事由,可以就客观方面和其他主观因素提出辩护事由;第3款规定的“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这一年龄段的幼女,行为人可以就女方年龄事项提出“确实不知”的辩护事由,并承担提出和说服责任。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犯罪中,对被害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不得以年龄认识错误做为辩护事由。

夫妻共同债务的类型界分及其承担规则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及债务清偿问题,相关法律制度几经演变,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家庭婚姻编第一千零六十四条明确规定了夫妻共同债务的有关情形,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更为多元化,但由于现实生活中夫妻债务的情形纷繁复杂,因此该问题的司法认定在司法实务中存在较多争议。通过类型化研究方法对夫妻共同债务类型化区分,分为“共债共签”型、“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型、“共同生活”型、“共同生产经营”型这四种共同债务类型。建立廓清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建立分配债权人和非举债方配偶一方之间的举证规则,明确夫妻双方在清偿夫妻共同债务时各自承担的责任比例,努力在债务人、非举债配偶和债权人之间找到最佳的利益平衡。

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完善路径

新时代的环境保护,秉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治理理念,更应从司法层面入手,从制度和政策的构建中做到控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污染。证明责任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体系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合理分配证明责任对于主要查明案件事实和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有重要影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举证责任分配方式不便重构,而应在现有框架下进行解构与补充。应从收集证据的强制力、科学地分配举证责任以及设置生态保护案件中行政机关履职及举证标准3个方面入手,最终达到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民事诉讼法“去试行化”:以民法典为参照

民事诉讼法的编纂式法典化是“切实实施民法典”的应有之义。2021年和2023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使其逐渐脱离法典化的时代浪潮,以解决“诉讼爆炸”“案多人少”为主要考量的法律修订使民事诉讼法面临与民法典脱钩的结构性风险。民事诉讼法“试行化”的根本原因是“先程序,后实体”的民事立法模式,即以实体法的缺位为时代背景,以“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为立法来源,以“案多人少”“诉讼爆炸”为“实际情况”。1991年《民事诉讼法》及其不断加速的修正案并未最终实现“去试行化”,举证责任、起诉条件、诉讼时效、一般保证等诉讼构造未能与民法典保持同一精神。民事诉讼法“去试行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诉权、诉讼目的论和既判力本质论是首当其冲的希尔伯特之问。我国亟待完成从二元诉权论向权利保护请求权论的模式转型,民事权利保护亟需被确立为民事诉讼的首要目的,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原则上不改动既有私法秩序。以上述本原问题的“去试行化”为起点,以民法典为参照,民事诉讼法将经由“去试行化”稳步实现编纂式法典化,由此开启民事诉讼法典与民法典协同融合的新格局。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研究——以《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规定了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由于该条文原则化、抽象化,学界对于该条文的适用存在较大分歧。对此,首先需要界定环境侵权的含义,明确其客体指向——环境私益,与生态环境损害存在本质差异,明晰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要件及功能定位。然后对其适用范围进行限定,从可行性与法理依据两个角度论证生态环境损害适用惩罚性赔偿是一个伪命题;同时从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立法意图解释三个层面证实环境私益损害能够适用惩罚性赔偿。最后通过分析我国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规则存在的不足,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建议。

平台劳动者劳动关系认定困境及出路

在平台经济背景下,平台劳动者和企业间的用工关系受到去劳动关系化的影响,存在用工主体复杂化、证据收集困难化、劳动关系从属性弱化的特点,这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否定劳动者和平台企业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形较为常见。平台企业相较于劳动者处于强势地位,掌握算法制定权,出于维护弱势群体、和谐劳动关系的目的,有必要借鉴域外优秀法治经验,重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优化举证责任分配,以此破解平台用工模式下的劳动关系认定难题。

专利侵权合法来源抗辩实证研究——基于63件实务案例的考察

专利侵权诉讼中,合法来源抗辩常常作为销售者免除侵权赔偿责任的重要法定理由,但该抗辩在司法实践中并不经常得到法院的支持。本文通过对63件相关案例的实证分析,发现法院在该类案件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还存在证据认定标准不一、举证责任分配不明确的问题,针对合法来源抗辩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可从以下方便予以完善,包括对不同主体分配不同证明责任,对其证据的要求也应有所区别,以及追加第三人过程中需保障司法效率和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衡等,以期为今后的法律实务工作提供参考方向。

论不定值保险下保险价值的确定与举证责任

不定值保险是指仅约定保险金额,而未约定保险价值的保险。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推定不定值保险下保险价值与保险金额一致。但保险人有权主张依照不足额保险或超额保险的规定减轻责任并承担举证责任,此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应以保险事故发生时的价值为准。保险人举证不能的,法院可依职权认定存在超额保险,但不应依职权认定存在不足额保险。

新型网络交易模式下信用卡盗刷司法证明标准及责任认定分析

随着新型网络交易时代的到来,刷脸支付、扫码支付等实现了无卡交易、免密交易,信用卡被盗刷的风险也随之增高。本文以一起基于Apple Pay功能完成的信用卡盗刷案为例,分析新型网络交易模式下信用卡盗刷举证责任分配与认证规则确定等法律问题,以期为银行加强交易场所安全管理、严控交易审核、防范网络交易金融风险提供借鉴。

从法经济学视角谈保险人惩罚性赔偿制度

随着保险市场日渐成熟,保险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之际,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保险人侵权情形仍具普遍性,司法实践中仅以传统民事责任上单纯的补偿性赔偿已不足以惩戒实施违法行为的保险人。经济学对法律进行规范分析是一个有力的工具,把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分析工具运用于法律领域,通过成本效益理论、威慑理论,探索法经济学视角下保险人惩罚性赔偿机制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构建保险人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举证责任分配及惩罚性赔偿金额计算配套机制,使惩罚性赔偿更好地应用于保险领域,实现其惩戒预防的制度价值,维护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电商平台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认定探究

电商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催生了新兴市场的同时,也给现行的经济秩序和法律制度带来了冲击,其中最突出的是各种电商平台经营者的侵权行为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法治背景下,国家不断通过健全有关法律的形式为消费者权益提供保障。《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首次明文规定电商平台经营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须承担赔偿责任,此举为电商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指引,同时意味着我国从法律层面上对社会实践中消费者权益保护需求呼声不断增强的回应。遗憾的是从现实情形来看,由于这一规定较含糊和抽象,对于电商平台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认定标准、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以及关于特定责任的分担等问题都没有明确,导致司法实务中电商平台经营者责任的认定仍然存在一定的困境。基于此,需从法律的角度加以调整和完善,对电商平台的责任进行清晰的认定,落实电商平台经营者的法律责任,从而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研究

共同意思表示是私法自治在我国夫妻共同债务领域的体现,解释论下夫妻共同债务可分类为意思表示型和举债用途型,意思表示型共同债务可借助法律行为理论解决,举债用途型共同债务采客观判定方法。立法以合同纠纷为视角设计夫妻共同债务规则,但在侵权纠纷中不能直接援引相关规定,若夫妻一方的侵权行为系因家庭劳动、经营等符合家庭利益的活动产生,则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除此都不应该认定为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应当优先以共同财产偿还,并非连带责任。

《民法典》视角下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研究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旨在保障承担家务劳动较多一方在离婚时享有经济补偿的权利。但《民法典》第1088 条规定仍过于笼统、模糊,并不能有效的解决实务中遇到的司法困境。本文通过案例分析,分别围绕家务补偿举证责 任、补偿的时间限制以及补偿金额等问题进行分析,找出司法实践中的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关建议,以便更好地适用该 制度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