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舍卫城城墙夯土工艺的科学分析

为了探究圆明园舍卫城城墙夯土工艺,采用X射线衍射(diffraction of X-rays,XRD)分析、激光粒度分析及密度与孔隙率分析等手段,对圆明园舍卫城城墙的夯土进行理化检测和工艺性能研究。结果表明:舍卫城城墙主要由石灰和土组成,且没有人为添加细砂,灰土比最接近二八灰土,与《工程做法则例》中的十六把小夯灰土相吻合。同时,通过多种科学数据对比,可进一步推测在夯筑灰土过程中,下层夯土使用了更多的灰土量。多层次的夯土制作工艺,展示了清代宫廷工匠对夯土技术的工艺认识和制作方法。相关结果为研究圆明园的建筑特点,夯土城墙的文物保护和科学修复等内容,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持和有益借鉴。

圆明园舍卫城遗址夯土崩解试验研究及保护建议

圆明园舍卫城是圆明园中一处重要的佛教建筑,均由夯土夯筑而成。自八国联军入侵,圆明园历尽数次劫难,舍卫城仅残存东西夯土墙,并存在大量的掏蚀病害,遗址安全受到极大影响。首先通过对圆明园舍卫城遗址夯土的矿物成分进行分析,然后根据土工试验方法等国家标准,对舍卫城夯土含水率、块体密度、开孔孔隙率、颗粒密度、总孔隙率、颗粒粒径进行了测试实验,并开展了夯土耐崩解性实验。研究结果表明,舍卫城夯土主要由石英、方解石、斜长石、微斜长石、绿泥石,云母等构成。夯土本身富含粘土矿物及夯土颗粒分布级配不良是夯土城墙破坏的重要内因,水是舍卫城夯土城墙破坏的重要外因,而水的来源主要有储存的地下水及毛细作用,以及明显降雨,至夯土墙体饱和,使土体内部产生不均匀应力,导致土体沿着孔隙、裂隙方向崩解。在此研究基础上给予相应的保护建议。

西印度所见舍卫城大神变佛教造像十例(下)

古印度笈多时期普遍流行一种取材于"舍卫城大神变"的佛教造像,描绘佛陀在舍卫城降服外道六师,包括三个主要情节:芒果树奇迹、水火双神变、大神变。造像通常舍弃了叙事性,转而倾向于礼拜性,形成了以佛陀为主尊集结化佛天众的宏大场景,作为程式化的造像遍布于西印度诸石窟。就西印度石窟所见,这类造像有繁简不同的造像图像,而均以"并蒂莲花"、"千佛化现"和"双龙擎莲"为图像特征,并影响了耆那教造像和印度教造像,也是古印度后期密教造像的图式渊源之一。"舍卫城大神变"系列造像对中国佛教美术的影响,尚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西印度所见舍卫城大神变佛教造像十例

古印度笈多时期普遍流行一种取材于"舍卫城大神变"的佛教造像,描绘佛陀在舍卫城降服外道六师,包括三个主要情节:芒果树奇迹、水火双神变、大神变。造像通常舍弃了叙事性,转而倾向于礼拜性,形成了以佛陀为主尊集结化佛天众的宏大场景,作为程式化的造像遍布于西印度诸石窟。就西印度石窟所见,这类造像有繁简不同的造像图像,但均以"并蒂莲花"、"千佛化现"和"双龙擎莲"为图像特征,并影响了耆那教造像和印度教造像,也是古印度后期密教造像的图式渊源之一。"舍卫城大神变"系列造像对中国佛教美术的影响,尚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从印度到敦煌:祇园布施与舍卫城斗法故事的图文转变试析

早期祇园布施的故事关注精舍的建立过程,舍卫城斗法则聚焦于释迦的神变崇拜,二者在文本和图像中皆未共处同一叙事单元。《贤愚经》可能出于升华释迦历史性形象的需要,借鉴舍卫城大神变的叙述框架,创作出劳度叉斗圣的故事,使布施和斗法的故事在叙述祇园精舍建立缘由的图文中共存。唐代前后,文本中舍卫城大神变的结局新增药叉放猛风吹外道的情节,劳度叉斗圣故事可能受此影响也将斗法结局调整为风神放风吹向整个外道阵营,并影响到图像的绘制。在文本构建的圣地崇拜语境下,敦煌石窟的劳度叉斗圣变可能意在通过和佛坛尊像的结合,以绘塑结合的方式表现释迦在祇园说法的场景。

圆明园舍卫城遗址夯土城墙盐分调查研究

舍卫城遗址位于圆明园中北部,是圆明园唯一的一座佛教建筑,俗称“佛城”,舍卫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50米,东西宽110米,总占地1.6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700平方米。

圆明园舍卫城初探

舍卫城位于圆明园东部、同乐园以北,是一座取意于印度佛教舍卫国城之意的城池式宗教建筑群。从一些档案资料中了解到,舍卫城在不晚于雍正五年(1727)时,己初具规模,其间多次进行改建、添建或重新布置陈设,直至嘉庆十五年(1810),仍有添建舍卫城殿宇的记录。

论武昌莲溪寺东吴永安五年佛像的莲花座渊源

长江中下游的汉晋佛教造像中,极为明显的特征之一是佛像的莲花座,这是与长江上游四川地区的汉晋佛像截然不同的一个持点。武昌莲溪寺的东吴永安五年(公元262年)纪年佛像,足踏莲台,莲茎左右各分出一根细枝,枝端有莲花。这是很可能中国纪年造像中出现的首例莲花座,而且是古印度"舍卫城大神变"系列造像的雏形。莲花座,在古印度首先出现于拉克希米和梵天造像,与佛教无关。直到公元三世纪中后期才与佛像造像发生联系,而且,仅限于"舍卫城大神变"系列造像。由此出发,并参照中国古籍文献,可以判断,中国汉晋时期独立出现的莲花图像与佛教的关系无关,不能作为早期佛教传播的证据,当时与佛教有关的仅有长江中下游的莲花座一种。

三件新出犍陀罗浮雕造像述论

新近面世的涅槃与弥勒组合浮雕、舍卫城神变浮雕、佛塔假门浮雕,在几个重要问题点上改变了人们以往对犍陀罗文化的认知。证实涅槃与弥勒图像组合及其象征的末法与传法思想,以及双神变与大神变合成的舍卫城神变图像率先出现在犍陀罗中心地区,佛塔假门则是中印度与西北印度佛教文化的巧妙结合。进而反映了吸收中印度、希腊罗马文化因素,并影响中亚、西域文化的情况。

莫高窟第76窟八塔变中三佛图像辨析

对莫高窟第76窟八塔变相中第三初转法轮塔、第五给孤独园塔中的三佛图像,学界有"三身佛"和"千佛化现"两种认识,本文通过对笈多朝至波罗朝时期相关造像题材的比较研究,认为二塔中三佛图像表现的都是"舍卫城神变千佛化现"的题材内容。

中国早期净土变相的型制与渊源

中国佛教艺术中的净土变相,其主要图像特征是阿弥陀佛三尊处于楼阁与莲池之间,周围有菩萨天众与各式化生等,表达了信众往生西方乐土的愿望。最早的净土变相典型像例是南响堂山第1、2两窟的浮雕,表明净土变相正式形成于北齐。净土变相的基本图式和构成要素,与犍陀罗地区出土的"穆罕默德那利造像"尤为相近,是借用古印度流行的"舍卫城大神变造像"为图像范本,结合净土佛典而创制的。这一发现,既指明了中国净土变相的源头,也从具体的案例中显示了笈多王朝的佛教艺术对中国的巨大影响。

汉译《杂阿含》地名考

要恰当地了解佛说，对佛说时代的历史和社会背景需有一定的认识。而佛经除是佛法的载体外，还附带一些历史地理信息，最为人熟悉的是佛经开首交代佛住处或说法处的定型句。本文全面检视《杂阿含》所记佛及佛弟子游化的地方和住处，统计出现频率，考察相对应巴利原语和现今地望，初步总结出佛及佛弟子游化地域的概况，指出《杂阿含》比起巴利语《相应部》包含更多历史地理信息，期有助于对初期佛教的理解和《杂阿含》的研读，以及揭示汉译佛典在印度佛教研究上的重要性。

宇宙主释迦佛——从印度到中亚、中国

印度在笈多朝时期 ,佛教艺术开始追求超越佛陀自身永恒的图像 ,称作“宇宙主的释迦像” ,是由初说法、舍卫城神变 (千佛化现 )、大光明神变发展而来的 ,传人中亚和中国 (敦煌 )再经发展 ,敦煌第 42 8窟一般称作卢舍那的佛像 ,应为这种宇宙主的释迦像。

佛教在印度兴起与衰落的原因——兼谈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的关系

佛教,原指释迦牟尼的说教,经释迦牟尼和他的弟子几个世纪的活动,形成自己的经典、仪式、习惯和教团组织,以后传播于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各国,成了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佛教,公元前六世纪产生于南亚次大陆,取代了婆罗门教,获得广泛传播。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约公元前273—236年)将其定为国教,并派遣僧侣向外国传扬,中经迦腻色迦王(约78—101年)尽力提倡,公元五、六世纪达于极盛。

阿育王和早期佛教

阿育王是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二世纪印度孔雀帝国时代最伟大的统治者。在他统治时期,产生于前六世纪的佛教在印度境内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本文想就阿育王和早期佛教的关系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泰国素可泰行径佛像考源

泰国素可泰“行径佛像”是佛教美术史上的一大创举,它将泰国造像艺术推向顶峰,为东南亚佛教美术提供了典范。因此,行径佛像的造型和理论依据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根据图像和文本的双重追考,勾勒出了行径佛与印度舍卫城神变造像碑及其故事文本的联系,明确了笈多美术与信仰跨时代、跨地域的传播轨迹。

西藏壁画·族源、政教简史——罗布林卡“达登明久颇章”新宫南殿三○一幅壁画题记

1.释迦牟尼曾在(印度)舍卫城哲达林滚墨色竟(即佛陀的施主之一)的三宝园林内,与众眷属聚会时授记:“有一位菩提心的圣观世音自在菩萨,他能在一日内超度亿万生灵。象他这样的智能,为佛陀所不及。” 2.众菩提心之殊胜——圣观世音自在菩萨,以慧眼预见到佛陀将要涅躲槃,遂往茅城(佛陀入灭的地方)为求佛不灭祈祷道:“佛足未履北方雪域,佛音未尽其法,祈念众性请佛滞留。”

佛陀弟子——十八罗汉轶闻

在寺院中巡礼,所见塑像最多的,除佛陀之外,便是菩萨和罗汉。十八罗汉在中国,几乎是妇孺皆知。但有多少人知道他们也曾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呢?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求索精神和坎坷遭遇呢?恐怕较多的人们还是仅仅将他们看做一些远离尘世的无情无感的“圣者”而已。读了下面的十八则介绍,或许可以使您在重新见到他们时,能增加几分亲切,几分钦敬。

非遗视角下的佛教舞蹈

一“佛教舞蹈”是通过舞蹈形式表现佛教文化的艺术形式。据《百缘经》等典籍记载,佛教舞蹈起源于古印度的“无遮大会”:“昔佛在世时,舍卫城中有诸人民,各自庄严而作使乐,出城游戏,入城门值佛乞食,诸人见佛欢喜礼拜,即作使乐供养佛,发愿而去。

阿弥陀佛三尊五十菩萨像源流考

"阿弥陀佛三尊五十菩萨像"是早期净土变造像的一种类型,该图像以阿弥陀佛为中心,左右侍立大势至与观世音。从主尊所坐的莲花梗茎上分出许多细枝,分布在主尊两侧,犹如网缦或树枝般的托起许多小莲花,小莲花之上共坐五十尊形体较小的菩萨。该图像渊源于古印度笈多王朝流行的"舍卫城大神变造像",与旧籍所言得自"天竺鸡头摩寺五通菩萨"的记载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