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国际合作的现状、问题与相关立法研究

中国的航天国际合作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尤其是管理体制和规则上的问题。航天国际合作在国际上有联合国关于外空条约和联大决议做出了原则性规定,在中国国内也有一些政策性规定和零散的法律规定。为了进一步规范和推动中国的航天国际合作,应当在《航天法》中以专章形式对其加以规定。主要应从明确中国开展航天国际合作的基本立场、明确航天国际合作的管理体制、建立部际协调机制、航天国际合作中长期规划的制定、航天国际合作的统筹管理、宇航产品的技术合作与进出口管控几方面加以规定。

论我国航天损害赔偿责任的立法模式与路径

国家责任是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制度,外空条约确立了航天损害赔偿责任的基本原则,责任公约规定了航天损害赔偿的责任承担原则、损害赔偿程序等基本制度。美国以法典的立法方式确立了航天损害赔偿制度,俄罗斯空间活动法设立了航天损害赔偿原则性规范,法国空间活动法规定了航天损害赔偿的主要制度,韩国空间责任法以单行法确立了航天损害赔偿责任制度。我国航天损害赔偿责任法律制度应包含航天损害赔偿的责任原则、责任主体、损害范围、具体赔偿方式以及赔偿限额等基本内容。我国的航天法应对航天损害类型、航天损害赔偿原则、航天损害赔偿基本方式、航天损害赔偿程序等内容进行原则性规定,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制定中国特色的航天损害赔偿责任单行立法。

载人航天活动的法律规制:比较法的视角

目前,有关载人航天活动的国际规则主要体现于联合国有关外空条约之中。美国和俄罗斯的国内航天法律中也有关于载人航天活动的零散规定。中国的《空间物体登记管理办法》适用于载人空间物体的登记,而《民用航天发射项目许可证管理暂行条例》不适用于由中国有关部门所组织实施的载人航天活动。完善中国的载人航天法律应当以履行国际条约义务为基础,先行制定有关载人航天的技术性规则,在时机成熟时制定专门的载人航天法律。

国际外空法体系下空间站商业化及其立法启示

空间站潜在的商业化活动涉及到一系列现有国际外空法体系下的问题。《外空条约》确立的人类共同利益原则和外空合作原则与载人空间站的商业化密切相关,这两项外空法原则能否充分贯彻执行决定着空间站商业化的长期可持续性。以《外空条约》为基础的国际外空法体系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传统法律问题,包括空间划界、外空游客的法律地位、责任分担、登记时效与内容等。为促进中国空间站的长期可持续运营以及载人航天事业的进一步稳健发展,我国航天立法有必要在一系列外空活动基本原则的框架内,务实对待外空法体系存在的法律问题。

航天法律关系浅议

我国航天事业发展至今,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航天立法工作起步较晚,进展相对较慢。2001年,原国防科工委和外交部联合发布了《空间物体登记管理办法》,是我国正式发布的第一部航天部门规章,为我国建立空间物体登记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2002年12月实施的《民用航天发射项目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使我国民用航天发射步入有法可依的阶段。此后,航天立法研究得以深入和广泛开展,航天立法的呼声也日益高涨。2013年《航天法》列入第三类立法规划,2018年升格为第二类立法规划项目,《航天法》立法论证起草工作牵引和推动了我国航天法律理论研究的深入。本文将结合我国航天实践,对航天法律关系进行初步的研究,为当前开展的《航天法》立法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有力推进中国法治航天建设理论探讨——评《中国空间法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

因深耕外层空间法多年,本人对我国航天立法与法治航天建设甚为关注,今研读了湘潭大学蔡高强教授所著《中国空间法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一书,感受颇丰。此书对于我国在卫星导航、载人航天、商业航天等领域的立法实践与理论进行了体系化的整理与分析,就空间法领域的众多实践及热点问题给出了开拓性的建设意见。在品读过程中,本人深感此书内容之深刻而高远,故特作此文,予以推介。

关于法治航天建设的再思考

法治航天建设是一项将各类航天活动规制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的系统工程,其实质是在航天领域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统筹推进航天立法、法律执行、法律监督及法治能力建设等各环节,更需要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理念,建设法治文化。加快推进法治航天建设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的迫切需要,是打造中国航天事业升级版的内在要求。我国现行法治航天建设工作还存在法律制度供给不足、认识有待提升、航天管理体制改革有待深化等问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快推进航天立法工作,将法治航天建设与航天管理体制深化改革进行有机结合,共同开创中国航天的法治时代。

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制度的立法问题

联合国大会第1721B(ⅩⅥ)号决议和《登记公约》分别确立了发射到外层空间的物体的自愿登记和强制登记制度。随着外空活动的日益频繁和参与主体的增加,联合国大会出台的第62/101号决议为各国制定空间物体登记制度和相关实践提供了指导和建议。面对当下空间物体登记制度存在的一些争议问题,我国应当在现有的国家登记制度和实践基础上,并考虑到联合国大会第68/74号决议中关于国家空间立法的建议,在国家航天立法中加入空间物体登记的原则性规定。并在后续的立法论证中充分考虑到当下热门的国际空间法议题,实现国家登记制度与国际登记制度的有机衔接,确保我国更多地参与外空事务的治理和外空治理规则的制定。

法律人看航天

作为一个法律人,在看到祖国在航天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人类与外层空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的同时,也在不断反思着如何不断健全我们的空间法。诚然,太空是任何法律体系的一个基本方面,一个组成要素。一些法律问题涉及人们在太空内的所作所为。与法律有关的许多事件正是在太空内发生;遵守或违反法规的后果正是在太空内体现。而空间法,作为国际法最年轻的分支,不但比较新颖,而且它的重要性也正在与日俱增。有空间研究的新工具去创造近乎发现地球一样的奇迹以震撼世界,现在己经不再是美国的专利。现在空间研究己进入了把此项研究的许多实际应用纳入多国公司范围的时代。因此,从技术上来说,或者主要是从经济观点来说,当前的空间研究正在飞速地进入了成熟期了。国际法领域扩大到外层空间仅仅是个开端,随之必然产生许多问题。不单纯是在新环境中适用现行原则和规则的问题,许多现行的原则和规则需要适用,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必须创立新的原则和规则。另一方面,由于在控索外层空间方面取得了巨大而迅速的进展,有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需要解决。因此,立法者必须不断地估计采取用国际法的其他分支来类推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还必须在立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上与黑暗势力作斗争。

浅析中国的航天活动许可制度

近年来,中国航天事业迅速发展,而中国的航天活动立法则相对滞后。航天活动许可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许可是航天活动立法的重要内容,它的建立是中国履行国际条约、减少财政支出、促进航天商业化发展的需要。中国航天活动许可,包括生产科研许可、民用发射许可及出口许可。目前的许可制度,存在法律层级低、法律空白、许可程序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在立法上,建议明确主管机关及许可对象、扩大许可范围、细化许可程序,增加法律的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