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6至18世纪中叶太平洋航海贸易

从14—15世纪以来,先进的封建国家走向高度繁荣,而在这繁荣的背后,世界又孕育着新的生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悄悄萌芽、发展。这时,世界各部分开始摆脱孤立状态,形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真正意义的世界。世界航海贸易对此起了开拓性的作用。在此期间,北大西洋各国船队相继闯入太平洋,使其航海贸易受到剧烈震荡,并给太平洋沿岸各国带来了灾难、动荡,也有挑战和良机。在这两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里,

航海贸易与“中国根”——菝葜类中草药在欧洲的传播和重定义

俗称“中国根”的一类中草药在16世纪介绍到欧洲,市场需求维持约二百年。为了认识这些草药的来源植物、外销原因及在欧洲古典医学中的应用,本文从记载有中国根的4种16世纪欧洲古籍的成书背景和刊行源流出发,介绍了它们在传布药物知识方面的有效作用;结合同时期引入欧洲的其他治疗梅毒的植物药的情况以及当时的疾病流行背景和医学实践,分析了中国根进入和逐渐退出欧洲药材市场的原因;基于欧洲古籍出现的中国根图像、中国本草记载和中国国内中医学、生物学的有关研究成果,讨论了“中国根”来源植物的种属;根据欧洲医生对中国根用法的多处具体描述和同时期中国医籍的记载,对比了16世纪的中西医生对同一疾病和同一类药物认识上的相通点与相异之处,解释此种医治新发疾病的外来新药物是如何在盖仑医学体液论的旧有理论框架中得到定义。结论认为:中国根是菝葜族若干植物和其他一些外观形态及药理作用相似的药用植物的统称;它们因梅毒的流行而进入欧洲药材市场,其间最主要的原因当是该类药物发汗利尿的显著作用,但另一因素也同等重要,即东半球的产地和低廉售价使得它们成为葡萄牙商人的理想选择。它们在欧洲取代了售价昂贵的愈创木,承袭了前者在盖仑医学体系中的使用方式。尽管医学理论迥然不同,中西医生为中国根找到的用途大致相似。中国根进入和退出欧洲药材市场更多是由商业利益而非医学考虑决定的。它在欧洲医生手中得到采用和重新定义的过程,代表了药物及其知识的流通在航海贸易时代出现的全新方式。

宋代与南洋地区航海贸易兴盛新探

宋代中国与南洋地区航海贸易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探究其原因,除当时存在的特定历史条件外,主要还得益于两宋政府制定了有利于往来的航海贸易政策及和平稳定的外交方针,它保障了贸易双方的平等互利。同时,中国南方港口与南洋地区海上航线的开辟和成熟,也是航海贸易繁荣不可或缺的条件。

从马拉巴尔到法尔斯海——阿拉伯帝国航海贸易中的印度柚木

柚木具有抗海水腐蚀的特性,原产于印度等热带地区。阿拉伯帝国曾大量引进印度柚木建造战船和商船,因此印度柚木在印度洋航海贸易中具有重要作用,既是广泛交易的商品,也是船舶原材料。同时,印度柚木也大量应用于阿拉伯帝国的城市建设、社会生活等方面,形成大量的社会需求。以印度柚木产销为纽带,印度西海岸马拉巴尔诸港口与法尔斯海的海港形成了“环印度洋贸易网络”,形成互相关联的共同体和共生圈,印度柚木也作为南方作物传播到阿拉伯世界,成为世界历史上“南方化”的一部分。

元代官营航海贸易制度初探

元朝推行大规模的官营航海贸易活动，其航海贸易制度主要有三种：使臣贸易、斡脱贸易和官本船贸易。它们各有渊源，其形成、发展和结局也不尽相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私人贸易的发展，阻碍了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

宋代对外航海贸易贸易额估算及对经济的影响

宋代对外航海贸易发展较快,在其时的东亚乃至更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国际贸易体系。在此体系中,宋不论是在航海技术还是大宗商品贸易方面都起着主导作用。宋代对外航海贸易可以分为北宋早中期和北宋晚期、南宋时期,不同时期对外航海贸易对经济的作用不同,占财政的比重也不同,对此进行量化估算更能显性地说明宋代对外航海贸易对经济、就业等的拉动作用,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宋代政府重视对外航海贸易原因。

宋朝航海贸易圈的拓展、管理及其国际协商

在东亚激荡的政治背景下,宋朝利用自身在“朝贡贸易体制”中的经济实力,借助“免税”的朝贡贸易、能在东亚广泛流通的宋钱、高品质的丝绸陶瓷和“国际化”的汉字,建构起和谐的国际秩序和贸易环境。通过市舶制度、公凭查证、驿站接待等系统措施,宋朝有效地管理和监管了航海贸易,维护了国家专卖制度,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防止了商人“走私”禁物、偷税漏税以及通敌泄密行为。宋朝也意识到航海贸易的监管,仅借助中外商人进出口岸的通关文书,即公凭的申请、发放和验收审查手续等行政手段有其局限性,难以约束宋商在海外的活动。为消除这一套行政监管机制存在的盲区,宋朝运用外交手段,即建构朝贡体系,建立中外协商机制。对于日本等非朝贡体系成员国,宋朝通过各种渠道协商监管到达该国的海商,日本因其经济需要主动配合了宋朝。

试述17—19世纪武吉斯人航海贸易的兴衰

在国外学术界,对17—19世纪武吉斯人航海贸易的研究较多。在国内学术界,研究十分薄弱。本文①通过对武吉斯人与望加锡人的关系、以及武吉斯人在马来群岛进行贸易的深入考察和分析,主要阐述了武吉斯人海外贸易从苏拉威西本土的兴起到蔓延整个马来群岛贸易网络的建立过程,深入分析了武吉斯人航海贸易发展的内外因素,并阐明了他们在马来群岛岛际贸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元代官营航海贸易制度述略

元代官营航海贸易制度述略廖大珂一、使臣贸易有元一代，朝廷派遣特命使臣，到海外为皇室采办货物之事屡见不鲜。早在至元十年（１２７０年），元军未下江南，元世祖就“诏遣札术呵押失寒、崔杓持金十万两，命诸王阿不合市药狮子国”。①其后又“每岁下番使臣，进贡希奇物...

论《鲁滨逊漂流记》中航海贸易的真实性

《鲁滨逊漂流记》发表于1719年,它反映了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现状。在鲁滨逊的时代,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创造财富、寻找新土地、新原料基地和新市场而到处进行冒险活动,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开拓精神和积极进取的精神;17世纪之后的欧洲商人的航海贸易则是以买卖黑奴为发家之本,然后再以此谋取资本换取东方世界的黄金、珍宝、香料、茶叶,或在巴西开辟种植园谋取更大的利润。而这种贸易特征,都在现实主义精神极其强烈的《鲁滨逊漂流记》中得到真实的体现。

十五至十七世纪中西航海贸易势力的兴衰

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中叶,是欧亚大陆先进国家封建生产方式解体或濒临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或生长的时期。各国航海贸易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而且深刻影响各国历史发展的性质。西欧各国因为大力发展航海贸易,向亚洲、非洲和美洲进行殖民扩张。迅速促进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中国社会发展开始停滞不前,萌芽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不到成长。

《明清中琉航海与贸易》出版

近年来，关于中外海上交通和贸易的研究颇为学界所关注，已出版了众多的学术著作。最近．由海洋出版社出版的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谢必震撰写的《明清中琉航海与贸易研究》一书，便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11世纪～12世纪中国与朝鲜半岛的航海交往

从航线的变化、航海技术的综合运用、航海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论述了北宋与高丽两国的航海交往情况,同时说明11世纪～12世纪中国与朝鲜半岛的航海交往发展到了全盛阶段。

明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考述

一、明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时间。关于赐闽人三十六姓的时间有五种说法,本文认为洪武二十五年一说时间最早,而史籍记载中这种说法也最多。通过分析认为“洪武二十五年赐闽人三十六姓”是对前此闽人移居琉球的正式认可,是其后逐年闽人移居琉球的法律依据。洪武二十五年后的赐闽人三十六姓,并非对“洪武二十五年”说法的否定,而是具体的实施。二、三十六姓考。本文依据史籍资料从三十六姓的职业身份,辑录了四十一个闽人姓氏。对其中十五个姓氏考定为赐给琉球的闽人姓氏,余下二十六姓,也利用间接的材料加以考证,并说明为何在琉球的闽人姓氏会超出三十六姓的两个原因。三、赐闽人三十六姓的原因。明朝统治者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的四个原因:(1)以利朝贡。(2)变民用为官用,将私人贸易合法化。(3)“用夏变夷”传统思想的影响。(4)真心爱护弱小邻邦。四、闽人移居琉球的作用。(1)航海贸易的主体活动。闽人三十六姓主持下的琉球中介贸易曾一度是明代对外贸易的主要部分。(2)治理琉球国家方面,及传播中国文化。

公元8～9世纪新罗与唐的海上交通

中国与朝鲜半岛是山水相连、隔海相望的近邻。据史乘记载,早在公元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双方就建立了海路与陆路的交通纽带。秦代徐福东渡日本时,载有3000童男女的中国大船队就是从山东半岛的琅邪古港出发,跨过渤海海峡并沿着黄海北部海岸东航至朝鲜半岛的西南海岸和东南海岸的.

我国中古海港城市历史发展阶段及其规律探讨

我国海运交通历史悠久。远在公元前二世纪前后,即已开辟了对外航海交通。公元四世纪前后,位于南部沿海的广州即已初步形成为具有海港职能的城市。公元七到八世纪前后,则有较多的海港城市出现在我国滨海的河口和运河要冲。自此。

唐程夫人墓志铭拓本的发现及解读

2006年初,浙江定海民间发现《大唐故程夫人墓志铭并序》拓本。重新解读碑文,可以推测墓主人程夫人是一位海商之妇,于唐开成三年(838)随夫顾氏乘海船南下途中因病上衢山岛暂栖调养,不幸病笃,客死衢山皇坟基夏家岙。由此表明隋唐之际,舟山海上交通贸易已渐繁荣。

大国的相互超越

从博大富有、雄视东亚的明帝国算起,到以航海贸易积聚原始资本起家的葡萄牙、西班牙,再到以海军贯通全球,疯狂占据海外殖民地的荷兰、英国,再到后起之秀的德国、俄国、日本,再到后来居上、集众国大成的美国,其间历史无不雄辩地证明:一部世界近现代史,就是一部大国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制衡、相互追赶的竞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