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平台下航运供应链的两阶段定价研究

考虑到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技术以及航运供应链中成员的定价决策问题,构建了一条港口-承运商的二级航运供应链。港口建立私有区块链平台与承运商共享市场需求信息,结合信息共享程度系数和成本分担比例系数,构建了在传统模式和基于区块链技术模式下分别进行各自的定价决策模型,并使用Stackelberg博弈对比两种模式下各自定价的最优策略,探讨了在私有区块链平台上不同的信息共享程度对于定价和收益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港口建立私有区块链平台后,无论信息共享程度如何,总是可以提高承运商的货运批发价和港口的港口批发价;当信息完全共享时,港口的收益最大,但此时承运商需要承担全部的平台构建费用,反而自身的收益会减少从而放弃加入私有区块链平台,为了良性发展承运商可以适当承担一定比例的平台成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成最优策略。

基于KMV模型的航运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测度

为评价航运供应链总体信用风险,选取了航运供应链上三个节点总计22家上市企业为实证样本,利用KMV模型计算出航运供应链各个节点内不同企业的违约距离,以实现信用风险的量化。研究发现,我国航运供应链的信用风险显著高于其他供应链,其中航运供应商企业的信用风险最高;此外,在同一类别中,由于企业之间的资本实力、业务模式以及竞争力的差异,企业间的违约概率也有较大差异。

基于服务竞争的航运供应链的纵向整合决策

在港口服务竞争下构建两条平行竞争的港口—承运商—货代三级航运供应链,研究承运商的纵向整合决策,并结合货主效益识别不同整合策略的可行条件及其均衡特征。研究发现,对手链的整合策略仅影响自身链是否选择纵向整合。当承运商选择整合策略时,前向整合策略的选择取决于港口服务竞争程度,而后向整合策略的选择则与港口服务投入系数有关。在对手链不同的整合策略下,都存在一个最优条件,此时承运商选择后向整合能够同时最大化自身利润和满足货主期望。

利他偏好下航运供应链的品牌投入决策分析

针对航运供应链上居于主导地位的船公司负责全国性品牌投入、处于跟随地位的货代公司负责地区性延伸品牌投入的合作问题,构建斯坦克伯格博弈模型,其中船公司的品牌建设将会使航运供应链整体获得更大收益,货代公司将不可避免地具有关注船公司收益的利他行为。文章探讨决策主体的品牌意愿和货代公司的利他偏好对航运供应链上各方决策和收益的影响,研究表明:货代公司的利他行为可以促进双方收益的共同增加,但利他程度不宜太高,否则无利可图。

国际航运供应链安全文化体系建设

基于当前航运供应链安全管理的需要,构建了以实现长治久安为目标、供应链与企业两个层面相互协调、四项安全文化建设贯穿一致、七个安全文化要素互动融合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国际航运供应链安全文化体系,并对其运行机制进行了论证。其研究结果对航运企业及政府相关部门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长赐”轮搁浅事件谈航运供应链中断风险的法律治理

"长赐"轮搁浅造成苏伊士运河拥堵,冲击了全球供应链体系,引发了对航运供应链中断风险的高度关注。航运供应链中断风险具有主体及法律关系广泛、风险成因多样、责任基础复杂等特性,为法律治理带来难度。应在原有供应链管理体系基础上,将传统供应链逐步升级为物流服务供应链,同时着眼于不同层级、不同部门法律之间的协调与衔接,并探索营业中断保险等治理手段,以此完善对航运供应链中断风险的综合治理。

船公司利他偏好下考虑品牌投入的航运供应链最优决策

以单个船公司和单个货代公司构成的二级航海运输供应链为研究对象,考虑以船公司为主导的、以货代公司为决策跟随者的合作问题。在船公司负责品牌投入、货代公司负责延伸品牌价值投入的背景下,通过建立斯坦克伯格博弈模型,研究了船公司具有利他偏好时航海运输供应链的最优决策,得到了船公司服务价格、货代公司航运价格的最优解析解,进而分析了船公司利他偏好对航运供应链成员利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船公司的利他偏好行为能提高货代公司和供应链的整体利润。

后疫情时代国际航运供应链中断应对分析

疫情的全球蔓延引起以跨太平洋航线为代表的国际航运价格持涨不下,这既是国际航运业供应链中断的表现,也进而导致国际供应链中断形势加剧。在分析形成原因的基础上,从国际、国家、行业和企业各层面寻找应对策略和措施,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化解国际航运供应链中断的难题提供参考。

链服务――航运供应链的价值链嵌入

为使航运业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浪潮和全球价值链带来的碎片化生产新特点,用生产性服务企业嵌入制造企业的理论框架,分析航运服务企业以节点嵌入模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机理和特点,探讨航运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可能路径。航运企业以航运供应链嵌入全球价值链,为制造企业提供"链服务",使得航运业态由船与船的竞争转变为链与链的竞争;航运企业应通过提供"链服务"不断适应生产变化和市场需求,从而谋求与制造企业协同创新并促进产业升级。

考虑区块链追溯的航运供应链服务定价

考虑货主对追溯信息的偏好,构建港口、承运人和货运代理的三级航运供应链,由各方分别主导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建设,结合成本分摊策略,使用Stackelberg博弈模型,对比分析基准模式与三种区块链技术模式下的最优定价策略。此外,考虑了不同政府补贴模式下的补贴力度和成员定价策略。研究结果发现:区块链技术对于航运供应链成员来说并不总是最优决策,这与成本分摊比例、货主对追溯信息的偏好及航运文书延迟成本有关;当货主对溯源信息偏好较高,而溯源成本较低时,各方应提高溯源水平,从而提高自身收益;政府的固定补贴模式无法给跟随者带来收益,而在追溯补贴模式下,当航运链领导者的分摊比例高于一定阈值时,追溯补贴力度的提高会使整个供应链的利润最大化。

船公司“利他偏好”与航运供应链上的纵向合作

在大幅波动的世界航运市场上,营销投入和需求波动是航运供应链上船公司与船代公司共同面对的双重成本压力。从而也给船公司以保证市场份额和竞争力为目的,而对船代公司采取“利他”行为提供了可能环境。本文构建了船公司与船代公司组成的风险厌恶型航运供应链,运用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析船公司的“利他偏好”行为对航运市场各方决策行为以及航运供应链纵向合作的影响。研究发现:(1)船公司的“利他偏好”会激励船代公司加大营销投入、拓展市场需求,从而提高航运供应链整体收益和竞争力;(2)虽然效果不及“纵向联盟”,但船公司的“利他偏好”可以加强航运供应链的纵向合作;(3)收益共享成本共担契约可以实现风险厌恶型航运供应链的契约协调,提高航运供应链整体利润和稳定性;(4)船公司的“利他偏好”可以提高收益共享成本共担契约决策的柔性,更有利于强化航运供应链上纵向合作的稳定性。

航运供应链上的品牌价值、公平关切与契约协调

航运供应链上的船公司提高企业品牌价值需要付出大量的投资成本,因此将会更加关注供应链上利润分配的公平。本文以单个船公司和单个货代公司构成的两级航运供应链为研究对象,运用博弈论分析船公司的公平关切行为和品牌投入意愿对航运供应链上各方利润的影响,探讨决策者非理性条件下航运供应链的合作模式和协调机制。研究表明:1)船公司的公平关切提高了其在供应链上利润分配占比,但降低了整个航运供应链的利润和效率;2)随着品牌投入意愿的提高,船公司的公平关切对航运供应链上各方决策的负作用就越明显;3)"收益共享成本共担"式契约能够消除公平关切的负作用,达到航运供应链纵向联盟的最优收益和整体效率。

考虑运费期权的航运服务供应链优化与协调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国际航运的运费费率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中,投资人积极寻求金融保值工具来控制运费激增对经营带来的风险.通过引入"运费期权"的概念,本文将这一金融衍生工具运用到航运服务市场,建立了托运人收益优化模型,对其在航运服务供应链中的最优化决策进行了研究分析,经过建立对服务供应链的协调机制,使整体收益达到最优化,并通过具体算例分析对结果进行比较验证.结果表明,在采用运费期权进行套期保值交易后,航运市场中托运人存在着最优化收益决策,对整个供应链优化协调后的整体收益优于单独决策收益之和.

初心越百年 东方铸强港——党建引领下的一流强港建设之路

"要有勇创世界一流的志气和勇气,要做就做最好的,努力创造更多世界第一,把上海港‘建设好、管理好、发展好’",在庆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言犹在耳。滚滚长江水,一头挑起东海洋山,一头扎入滔滔浦江。极不平凡的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航运供应链.

兴海报国塑造新时代航海家

一所行业特色大学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要在某一行业、某一领域作出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在回应时代需求时,让行业首先想到、让国家首先想到,乃至让世界首先想到构建起服务海洋强国、交通强国的学术共同体,是新阶段具有鲜明涉海特色和交通行业属性的大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坚持认为行业未来需要什么人,我们就培养什么人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一群传承着红色血脉、心怀着蓝色梦想的人,在大海中全力保障全球航运供应链的平稳畅通,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下称大连海大)。